叮当猫的当为什么没有口旁？

小时候蹲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叮当猫》，总盯着屏幕下方的幕发怔——明明铃铛晃起来是“叮噹”的脆响，可屏幕上的“当”偏生没带口旁。贴在铅笔盒上的贴纸、校门口买的漫画书，甚至同学递来的小卡片，所有写着“叮当猫”的地方，那个“当”都光秃秃的，像被人偷偷擦掉了什么。

后来翻爸爸压在抽屉底的旧漫画，1985年版的《小叮当》单行本封皮都泛着黄，可“当”依然没口。问他为什么，他挠着头笑：“我们小时候就这么写啊，哪有什么口？”直到某天翻到一本褪色的《汉简化方案》，才忽然明白——原来早在1956年，“噹”就被归进了“当”的简化里。就像“後”变成“后”、“體”变成“体”，那些带着口旁的拟声词，慢慢都被更简单的接住了。

“叮当”本是从日语里来的。哆啦A梦脖子上的铃铛摇起来是“ドラドラ”的声音，台湾译者把它译成“叮当”，要的就是那种清凌凌的响。可为什么不用“叮噹”？不是忘了加口，是那时候的人早习惯了用“当”代替“噹”——就像说“当面”不用“噹面”，说“当然”不用“噹然”，连“叮当响”这种拟声词，也早把多余的笔画揉进了日常里。

小学三年级和同学争论过这件事。有个女生举着典拍桌子：“‘噹’才是拟声词！”可等我们翻到典最后几页，才看见括号里写着“同当”——原来带口的是繁体，不带的是简化，可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那个没口的“当”。就像我们喊惯了“叮当猫”，再听“叮噹猫”反而觉得绕口，仿佛多出来的口旁，会把小时候的声音捂得发闷。

现在大家都叫它“哆啦A梦”，可想起“叮当猫”，还是会想起那个没口旁的“当”。它不是错别，是一代人心底的印记：像放学路上听到的铃铛响，不用刻意加什么修饰，就够清亮；像漫画书里蓝胖子掏出任意门的瞬间，不用多余的笔画，就够温暖。

去年整理旧物，翻出小学时的笔记本，最后一页歪歪扭扭写着“叮当猫的当没有口”，旁边画着个缺了耳朵的蓝胖子。忽然想起那时候蹲在电视机前的自己，盯着幕里的“当”，以为是电视没印全——原来不是没印全，是那个本来就该那样：简单、干净，像小时候听到的铃铛声，不用多一笔，就够记一辈子。

现在再看“叮当猫”这三个，倒觉得没口的“当”才对。它不是遗漏，是简化给的温柔：把复杂的笔画揉成简单的形状，把遥远的日语声音，变成一代人能读懂的温度。就像我们想起那个蓝胖子，从不会纠结“当”有没有口——我们想起的，是它掏出竹蜻蜓时的风，是它递来铜锣烧时的甜，是那个没带口旁的“当”，替我们装下了整个童年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