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一个为何始终行走在路上的民族？
世界上或许没有哪个民族像犹太人这样，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与“行走”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故事始于青铜时代的迦南之地，闪米特人的一支在此建立了希伯来王国，大卫王与所罗门圣殿的荣光曾照亮中东的沙漠。然而，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的铁蹄踏碎了这短暂的安稳，“巴比伦之囚”开启了他们第一次大规模流亡，也埋下了“大流散”的种子。当波斯帝国允许犹太人回归故土重建圣殿时，归来者发现这片土地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随后的希腊化时代与罗马帝国统治，将这个民族推向更广阔的欧亚大陆。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罗马人将“犹太”从地图上抹去，改称“巴勒斯坦”，数十万犹太人从此流散至地中海沿岸与美索不达米亚。在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交替统治下，他们虽能保留宗教信仰，却始终是异乡的“他者”，被迫在商贸与手工业中寻找生存缝隙。
中世纪的欧洲成为犹太人苦难的新舞台。宗教裁判所的火焰与“血祭 libel”谣言，迫使他们在隔都中筑起精神壁垒。当黑死病席卷欧洲时，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替罪羊，莱茵河畔的犹太社区在十军东征中化为焦土。但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他们通过《塔木德》的研习维系着民族认同，用经商智慧在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等商业城市站稳脚跟，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隐形桥梁。
启蒙运动的曙光并未全照亮犹太人的命运。当法国大革命高喊“自由平等博爱”时，德雷福斯事件却暴露出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19世纪兴起的锡安主义，既是对反犹主义的应激反应，也是古老“返回锡安”信仰的现代觉醒。当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国》中疾呼“一个民族没有土地，一个土地没有民族”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祖先的应许之地。
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看似终结了漫长的流亡史，却又将这个民族置于新的风暴中心。五次中东战争、巴以冲突、恐怖袭击的阴影，让“安全”成为这个国家永恒的课题。如今，全球1400万犹太人中，既有特拉维夫咖啡馆里啜饮浓缩咖啡的科技新贵，也有纽约布鲁克林穿着传统黑衣的哈瑞迪犹太人，更有上海提篮桥旧址里留存的二战避难记忆。他们的历史，恰似一本被反复翻开的羊皮卷，每一页都写满了流亡与坚守、苦难与重生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