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起锚：党的由来与初心的起点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小楼里，藤椅上的茶盏还冒着热气，13位年轻人的讨论声穿过木质窗棂，飘进弄堂的梧桐树影里。他们来自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有的穿着长衫，有的穿着西装，口袋里揣着各地早期党组织的信件——在此之前，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董必武在武汉联络工人运动……这些分散在神州大地的火种，终于要聚成一束光。

会议的第三天，法租界巡捕的皮鞋声突然逼近小楼。代表们迅速收拾文件，从后门撤出——原本计划好的议程，被迫转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那天的南湖飘着薄雾，游船挂着“烟雨楼”的旗号，混在往来的渔舟里。舱内的木桌上摆着瓜子和茶，代表们压低声音，逐条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这些写在糙纸上的文，像一把钥匙，要打开中国被黑暗锁住的门。

中午时分，雨丝落下来，打湿了船舷的帆布。当最后一项议程表决通过，张国焘站起身，轻声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船舱里没有掌声，只有彼此坚定的眼神——他们知道，这个刚诞生的党，要面对的是军阀的枪口、列强的监视，是数未可知的危险，但他们更知道，眼前的这条船，载着的是四万万中国人的希望。

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是这个夏天？因为在此之前，洋务运动的船坚炮利碎了，维新变法的改良梦破了，辛亥革命的共和旗倒了，连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都曾在北洋政府的枪口下流血。这些年轻人读过《共产党宣言》，见过上海纱厂工人凌晨三点的疲惫，听过长沙街头乞丐的哀号，他们终于明白：救中国，不能靠皇帝，不能靠军阀，不能靠洋鬼子，要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要让工人、农民、学生联合起来，打碎旧世界的枷锁。

南湖的风掀起船舱的窗帘，陈独秀写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就放在桌角，纸页上有铅笔标的痕迹。毛泽东望着窗外的烟雨，想起年初在长沙清水塘和何叔衡讨论的场景：“我们要建立的党，是为穷人说话的党。”此刻，这句话变成了眼前的现实——几个月后，上海的工人罢工队伍举着“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走上街头，长沙的农民协会开始减租减息，北京的学生印发《向导》周报，把马克思主义送到胡同里的茶摊。

红船缓缓靠岸时，天边的云裂开一道缝，漏下几缕阳光。代表们各自散去，有的回到工厂，有的回到学校，有的继续秘密联络——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后来会带领中国走出军阀混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他们更没有想到，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党会带着14亿中国人，走向全面小康，走向民族复兴。

党的由来，从来不是偶然。它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工人举着的横幅，是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印发的《劳动界》周刊，是1921年南湖游船上那盏永不熄灭的灯。它是一群年轻人用信仰熬成的汤，给苦难的中国灌下一口热乎的希望；是一束从黑暗里钻出来的光，照见了中国人从未放弃的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风从南湖的水面吹过来，带着荷叶的清香。那艘载着初心的船，早已变成了万吨巨轮，但船上的人，始终记得1921年夏天的那场雨，记得木桌上的那盏油灯，记得他们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