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为何出发：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背后

1934年10月的瑞金，风里飘着桂香，却吹不散空气中的凝重。中央红军的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回望身后的红土坡——那是他们经营了七年的根据地，如今已被国民党军的碉堡线紧紧围住。没有人愿意离开，但再不走，就要被敌人的铁钳绞碎。长征的出发，从来不是浪漫的远征，而是一场被“左”倾错误逼出来的生死逃亡。

一年前的秋天，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不再像前四次那样“长驱直入”，而是用“堡垒主义”一点点啃：沿着苏区边界修起密密麻麻的碉堡，每推进一公里就筑一道工事，像条慢慢收紧的毒蛇。国民党军的重炮能从碉堡里直接打到红军的阵地，而红军的土枪土炮，连敌人的钢筋水泥堡垒都轰不穿。

更要命的是，红军的指挥权落到了博古、李德手里。这两个从苏联回来的领导者，满脑子都是“正规战”的教条：他们看不起毛泽东“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老办法，认为那是“游击习气”；他们喊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敌人的坚固据点。比如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李德亲自蹲在指挥部里画地图，让红军在开阔地上修堡垒，和敌人打“阵地对阵地”的消耗战。敌人的飞机俯冲下来，炸弹把红土炸得翻过来；重炮的轰鸣震得人耳朵出血，红军的土堡垒像纸糊的一样塌下去。18天战斗，红军伤亡5000多人，广昌还是丢了——那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门一破，敌人的兵力就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苏区的地盘越缩越小。原来的8万平方公里根据地，到9月只剩下不足3万平方公里；红军的兵力从8万减到5万，伤员躺满了祠堂的门板，却连消毒的酒精都没有；老百姓的粮食被征光了，有的人家把最后一把米塞给战士，自己煮野菜吃。“左”倾领导者还在固执地打“短促突击”——让红军冲出去拼刺刀，再退回来守堡垒，可每次冲锋，都要留下一片尸体。连最普通的战士都明白：这样打下去，早晚要全军覆没。

其实前四次反“围剿”，红军赢的都是“巧仗”：毛泽东带着大家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根据地的山坳里，再集中兵力包饺子。比如第三次反“围剿”，红军绕到敌人背后，三天打了三个胜仗，把蒋介石的10万兵力耍得团团转。可第五次，这些招全被废了——博古说“毛泽东的打法过时了”，李德说“要学苏联的正规军”，结果把红军的优势全丢了。

10月的夜晚，瑞金的篝火灭了。红军战士们背着枪，沿着闽赣边界的山路往前走。他们不知道要走多久，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但他们清楚：再留在苏区，只有死路一条。长征的起点，从来不是选择，而是被迫——被迫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买单，被迫用脚丈量一条求生的路。

后来有人问，长征为什么出发？答案就藏在1934年的碉堡线里，藏在广昌战役的血泊里，藏在那些被“左”倾错误耽误的战机里。红军不是要“远征”，是要“活着”；不是要“离开”，是要“回来”——带着正确的路线，带着对中国革命的清醒认知，再回来。

风越吹越急，战士们的脚步却越走越稳。他们不知道，自己迈出的这一步，会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起点；但他们知道，再难的路，也比坐以待毙强。长征的出发，是失败的结果，却是新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