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串联的时光
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阳光从木窗棂斜切进来，落在摊开的语文书上。老师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用‘一个’造句。”前排的男生举手，声音响亮：“我有一个皮球。”我趴在桌子上，铅笔尖在田格里顿了顿，写下：“窗台上有一个玻璃罐，装着奶奶晒的干花。”那时觉得造句是件简单的事，“一个”后面跟着的，总是触手可及的东西——一个橡皮，一个布娃娃，一个滚远的玻璃弹珠。后来在镇中学的晨读课，课桌肚里藏着偷偷攒的诗集。读到“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突然觉得“一个”原来能装下这么多心思。那天仿写句子，我写：“巷口的老槐树下，有一个穿蓝布衫的阿婆，在等晚归的孙子。”语文老师在句子旁画了个红圈，批着：“有画面了。”那时才懂，“一个”不只是数量，还能裹着温度，藏着故事的边角。
十七岁夏天，在火车站送表姐去南方。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布偶熊塞给我，说：“就当是我陪你。”车开时她忽然探出头喊：“记得给我写信！”风把她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我攥着那个有点掉毛的布偶，站台的灯光落在上面，像撒了一层碎银。后来写信，总写：“这星期学校门口的槐树又开了花，落了我一肩膀，像去年那个夏天。”原来有些“一个”，是用来标记离别的。
去年深秋回老家，母亲在厨房煮梨汤。她弯腰从柜里拿出一个陶罐，是我小时候摔过口的那个，缺口处被她用蓝布条缠了又缠。“你小时候总抢着用这个罐盛糖，”她往陶罐里放川贝，“说这样糖会更甜。”我靠在门框上看她搅动锅里的梨块，蒸汽模糊了玻璃，恍惚间又回到很多年前——她也是这样，站在灶台前，用同一个陶罐，给发烧的我煮梨汤。原来“一个”可以这么长，能从童年一直暖到成年。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小学的造句本。最后一页有老师的红笔批：“造句要用心看生活。”窗外的玉兰树落下一片叶子，打着旋儿飘到窗台上，像一句话的句号。我拿起笔，在新的本子上写：“桌角的旧陶罐里，养着今年春天捡的一个玉兰花瓣，它在等下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