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河的方向
台儿庄的老城墙根下，还留着1938年的弹坑。当年的战士们踩着战友的尸体往上冲时，没有人会说“我们要前赴后继”——他们喊的是“跟我上”，喊的是“替我杀两个”。第一个倒在日军机枪下的班长，手里还攥着没扔出去的手榴弹；第二个冲上去的新兵，把班长的帽子捡起来戴在自己头上——这是“前仆后继”最本真的模样：“仆”是实实在在的倒下，是体温凉下来的那一刻，还想着把最后一点力气传给后面的人。就像老人们常说的，那堵墙不是用砖垒的，是用人堆的，每一块“砖”都带着血的温度，每一次“继”都带着“我替你活下去”的决绝。而在酒泉的戈壁滩上，“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架早换成了新的，但室内的挂钟还是1970年的样子。当年算轨道用算盘的老工程师，现在总爱坐在年轻人身后看电脑。他指着屏幕上的星图说：“我当年算错一个数，要翻三天账本；你们现在敲一下键盘，就能调整轨道。”年轻人笑着把泡好的茶放在他手边：“您当年举着天线找信号的样子，我们都刻在视频里了。”这时候没有人提“前仆后继”——他们说“接棒”，说“传承”。老工程师退休那天，把自己用了四十年的计算尺送给徒弟，尺子上的刻度已经磨得发亮，像一条走了四十年的路；徒弟接过时，指尖碰到尺子上的温度，突然懂了“前赴后继”的意思：“赴”是朝着一个方向走，是踩着前人的脚印继续走，没有倒下的悲壮，只有“我接着你走”的温热。
去年春天，武汉金银潭医院的走廊里，第一批援鄂医生的防护服上写着“湖北加油”，第二批来的医生在后面加了“我们来了”。护士小周在隔离区连续工作了二十天，换班时碰到刚下飞机的学妹：“我把防护服的尺寸给你留好了，里面要穿绒衣，凌晨的走廊风大。”学妹接过她递来的护目镜，镜片上还留着小周的哈气——这时候没有人会用“前仆后继”，因为“仆”是生死的分界，而这里的“赴”是“我帮你顶一会儿”，是“你累了我来”。就像楼下的快递员，从腊月二十九到正月十五，换了三拨人，但每一次敲门都带着热气：“您的药到了”“您的蔬菜我放门口了”——这些没有硝烟的“赴”，连成了一条温暖的河。
清明的时候，我去了烈士陵园。第三排的墓碑上，刻着一个19岁战士的名，他牺牲时离新中国成立只有三个月；旁边的新墓碑，是去年牺牲在扶贫路上的干部，手里还攥着贫困户的账本。风把菊花吹得晃了晃，我突然想起实验室里的绿萝——那盆绿萝是老教授退休时留下的，现在爬满了新研究员的书桌，叶子上还留着老教授用铅笔写的“要多浇水”。原来“前仆后继”和“前赴后继”从来都不是两个反义词，它们是两条流往同一个方向的河：一条带着泥沙，带着血的厚重；一条带着流水，带着叶的轻盈。
老城墙的弹坑长出了草，实验室的电脑换了新系统，只有那些拼命要做成的事，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就像当年的战士不会想到，他们用生命守住的土地上，现在有年轻人抱着电脑做直播卖苹果；就像当年的工程师不会想到，他们用算盘算出的轨道上，现在有探测器在火星上留下中国印。两条河最终都汇入了大海——那些“仆”下去的人，变成了海底的礁石；那些“赴”出去的人，变成了海上的浪，不管是礁石还是浪，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往更热闹的人间走，往更亮的未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