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南蛮入侵的典故
“南蛮”是中原王朝对南方部族的泛称，其与中原政权的冲突贯穿数千年历史，留下诸多典故。这些典故既是疆土争夺的印记，也是民族融合的脚。商周时期，南方的荆蛮、淮夷便与中原时有交锋。商王武丁曾举兵伐荆蛮，甲骨文中“征荆”“伐荆”的记载屡见不鲜，可见此时荆蛮已成为商朝南境的威胁。西周昭王在位时，为镇抚南方，曾亲率六师南征荆楚，却因轻敌深入，最终“南巡不返”，据《竹书纪年》载，昭王在汉水遇“大兕”一说船坏溺水，六师全军覆没。这一典故成为周室由盛转衰的象征，也揭示了南蛮部族的顽强。
战国时期，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国力大增。吴起亲率楚军“南平百越”，将疆域拓至洞庭湖、苍梧郡一带。此时的“百越”部落四散分布，常袭扰楚地，吴起采取“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充军实，终以武力平定南越，使楚境南抵南海。这场冲突中，百越的“断发文身”与楚人的“冠带之邦”形成鲜明对比，也让中原第一次将南方部族纳入直接统治。
三国时期，“七擒孟获”的典故尤为著名。蜀汉建兴三年，南中今云南、贵州一带的“南蛮”首领孟获趁刘备新丧，联合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举兵反蜀。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兵分三路入越巂、牂牁、建宁。他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之策，与孟获七战七擒，最终使孟获心服口服，坦言“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此役不仅平定南中，更将中原文化带入西南，成为民族和的经典范例。
唐宋之际，南诏与大理的崛起，让“南蛮”的威胁再度凸显。唐天宝年间，南诏王阁罗凤因不满唐将张虔陀的压迫，联合吐蕃反唐。双方先后爆发两次天宝战争，唐军数十万将士葬身洱海之畔，杜甫诗中“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正是对此役的哀痛写照。南诏虽胜，却也元气大伤，最终与唐和。至宋代，大理国与宋保持相对和平，但“南蛮”的印记仍存于《宋史·蛮夷传》中，记载着西南部族与中原的复杂互动。
这些典故中，“南蛮”或为侵扰者，或为被征服者，实则是古代中国南方部族与中原政权碰撞、融合的缩影。从商周的青铜戈矛到三国的攻心之策，从唐人的铁骑到宋人的盟约，每一次冲突都在重塑着疆土与文化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