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是哪四个？怎么定的？

民国年间，“四公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虽有不同版本，但最被认可的四位是：张伯驹、袁克文、张学良、溥侗。这四人能被并称为“公子”，并非仅因出身显贵，更因他们在才情、个性与时代印记上的独特契合。 张伯驹是直隶都督张镇芳之子，盐业银行少东家。他虽生于巨富之家，却醉心文化：集收藏、诗词、戏曲、书画于一身，曾为保护《平复帖》《游春图》等国宝散尽家财，被称为“中国文人收藏家的典范”；袁克文是袁世凯次子，自幼天资过人，诗词、书法、戏曲均有造诣，尤擅昆曲，虽为“皇子”却厌弃权术，常以“皇二子”自嘲，一生寄情艺术与交游，留下“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的名句；张学良是张作霖长子，东北军少帅，虽掌兵符却有文人情怀，喜欢书法、诗词，更因“西安事变”的家国担当成为时代符号；溥侗是清朝皇室后裔道光帝之孙，精通京昆十三绝，能演生、旦、净、丑诸角，被誉为“戏曲活化石”，一生沉浸于传统艺术，不问政治。

“民国四公子”的认定，实则有三个核心标准：其一，出身显贵——四人皆来自军阀、总统、皇室或巨商家族，是时代顶端的“贵胄”；其二，才情出众——他们并非碌碌为的纨绔，而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有真才实学，甚至成为某一领域的代表；其三，个性潇洒——均不循规蹈矩：张伯驹弃商从艺，袁克文拒做“太子”，张学良敢抗上谏，溥侗甘为“戏子”，这种“不恋权位、追求自我”的姿态，恰好契合民国“新旧交替”的时代精神。

简言之，“四公子”是民国时代的特殊产物：他们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个性觉醒，既承载着家族的荣光，又跳出了身份的束缚。这种“贵而不骄、富而有品”的特质，让他们成为那个动荡年代里，“公子”二最鲜活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