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峰相见是一场关于“各自攀登”的奔赴
巷口的老槐树还站在那里时，阿竹和我总蹲在树洞里藏画。我们用蜡笔涂满整张素描纸，画校门口卖棉花糖的老奶奶，画巷子里跑过的花猫，画远处那座总也爬不到顶的山——山顶有片云，像被风吹皱的棉絮，我们说好了，等哪天爬到山顶，要把画钉在那片云底下。后来阿竹跟着父母去了杭州，我留在老家读高中。她走的那天，把最后一张画塞给我：纸上是两棵小树苗，枝桠朝着不同的方向，却都朝着头顶的太阳。背面写着：“等我办了水墨展，你办了油画展，我们在最高的展厅见。”
我总想起她蹲在树洞里藏画的样子，裤脚沾着泥，睫毛上挂着蜡笔屑。那时候我们以为“一起走”就是最浪漫的事，直到后来才懂，有些路要分开走，才能走到更亮的地方。
我在画室里熬了数个通宵。冬天的暖气不够，手冻得握不住铅笔，就把杯子倒满热水，抱在怀里焐着；夏天的蚊子像小轰炸机，腿上全是包，我就把裤脚扎进袜子里，继续画画布上的向日葵——花瓣要像烧起来的火，蕊要像藏着星星。老师说我画的向日葵“太烈”，可我想起阿竹走前说的：“要画得让看的人能摸到温度。”
后来我去了西北写生，在沙漠里蹲了半个月。风卷着沙粒打在帐篷上，我裹着军大衣画胡杨，铅笔屑落进沙子里，瞬间就没了痕迹。手机里偶尔收到阿竹的消息：“我在苏州的园林里画窗，漏下来的光像被剪碎的玉。”“我被画廊拒绝了三次，可昨天有个策展人说，我的雨巷画得像能拧出水。”她的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歪歪扭扭的，却带着股子撞南墙的劲。
再见面是在杭州的美术馆。电梯升到顶层时，我攥着邀请函的手有点抖——展厅的门推开，首先看见的是墙上的画：青石板铺成的雨巷里，撑油纸伞的姑娘走过，伞沿滴下的雨珠在青石板上砸出小坑，坑底映着巷口的老槐树。那是阿竹的画。
然后我听见脚步声，回头时，她就站在我对面。她扎着高马尾，发梢沾着点水墨，像当年蹲在树洞里藏画时沾的蜡笔屑。她指着我身后的画笑：“你把沙漠画活了，胡杨的影子里都带着风。”我看见她的画旁边挂着我的，一幅是沙漠里的胡杨，一幅是雨巷里的油纸伞，像两条从不同方向流来的河，终于在这片展厅里汇在一起。
展厅的落地窗前能看见远处的山——就是我们小时候总画的那座。山顶的云还在，比当年更白，像被晒软的棉花糖。阿竹端着咖啡走过来，杯子上冒着热气：“你看，我们终于走到比那片云更高的地方了。”我望着窗外的山，又看看她，突然懂了当年藏在树洞里的画是什么意思：我们从来不是要“一起爬”那座山，而是要各自爬，爬过陡峭的坡，踩过滑脚的碎石，穿过遮天的荆棘，然后在山顶的风里，笑着说“你也来了”。
那天的夕阳把展厅染成暖金色，我们的画在墙上泛着光。阿竹从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小时候我们一起画的那座山，山顶的云还是像棉絮。她把纸贴在我们的画，轻声说：“原来顶峰不是某一个固定的高度，是我们各自把蜡笔换成水墨，把素描纸换成画布，把‘想爬’变成‘真的爬上去’的那些日子。”
风从窗外吹进来，掀起那张旧画的页。我看见画里的两个小人，一个朝着山的东边走，一个朝着西边走，可他们的影子都朝着山顶。原来顶峰相见从不是“一起走到底”的约定，是我知道你在翻山越岭时，也在攒着劲；是你明白我在披星戴月时，也没放弃；是我们终于在各自的天空里，摘到了属于自己的星，然后转身看见——哦，你也在这里。
就像此刻，我们站在展厅的中央，彼此的画框挨着画框，像小时候共用一块调色板那样。窗外的山在夕阳里变成橘红色，山顶的云飘过来，正好落在我们的头上。这就是顶峰相见吧：不是并肩走的温暖，是各自攀登的勇气；不是同步的脚步，是殊途同归的惊喜；是我把日子熬成了画，你把岁月酿成了诗，然后在最高处碰一杯，说一句“你画的雨巷，比当年的蜡笔画还甜”。
老槐树后来被移走了，可树洞里的画还在。那些蜡笔涂的痕迹，早被岁月浸成了淡色，却像种子一样，在我们各自的画里发了芽——阿竹的雨巷里有棵老槐树，我的沙漠里有片像云的棉花糖。原来顶峰从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点，是我们把“想做的事”变成“做到的事”的瞬间，是我们终于能站在自己的风景里，看见对方也在自己的风景里。
那天离开展厅时，阿竹塞给我一盒新蜡笔，还是小时候的牌子。她笑着说：“下次我们画更高的地方吧。”我望着她的背影，看见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当年蹲在树洞里藏画时的样子。风里飘来美术馆旁咖啡馆的香气，像小时候的棉花糖味。原来顶峰相见从不是终点，是一场关于“各自变好”的奔赴——我爬我的山，你过你的桥，可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最高处，笑着说“你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