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是真实可信的吗？
这句在民间流传甚广的说法，带着几分戏谑与质疑，似乎在暗示坦白不仅法获得宽大处理，反而会让刑罚更重。但只要翻开法律条文，观察司法实践，便会发现这种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这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写进法典的刚性原则。从基层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到法院的量刑判决书，“坦白”始终是重要的从轻情节——盗窃者主动退赃并坦白，可能免予刑事处罚；过失犯罪者如实供述案情，刑期往往会减少基准刑的20%至30%。这些实例清晰显示，坦白带来的是“从宽”，而非“坐穿”。
民间为何会有这样的误？或许源于对“个别极端案例”的放大。比如某些恶性犯罪，即便坦白，也因罪行极其严重而需依法严惩，但这并非坦白导致“坐穿”，而是犯罪本身的危害性决定了刑罚底线。正如杀人犯坦白后不会免于死刑，但可能从“死刑立即执行”变为“死刑缓期执行”，这本身已是法律框架内的宽大。将“罪有应得”归咎于“坦白”，显然是混淆了因果。
更关键的是，“坦白从宽”的核心价值，在于引导犯罪人认罪悔罪、配合司法机关，减少侦查成本，修复社会关系。法律从未承诺“坦白就罪”，而是通过从宽激励，让犯罪人主动选择回归正途。那些真正“牢底坐穿”的，往往是拒不认罪、对抗侦查、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与坦白与否没有必然关联。
事实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更像是一种对司法规则的误，或是对个别现象的情绪化表达。在法治框架下，坦白始终是司法机关鼓励的行为，其带来的“从宽”是明确而实在的。这句俗语或许能博人一笑，却绝非对法律实践的真实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