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是什么意思

清晨的伦敦街头，煤气灯还未全熄灭，第一班电动有轨电车便碾过潮湿的柏油路，轮轨摩擦的吱呀声撞碎了十九世纪的雾。报童的吆喝裹着油墨味飘过来：“《泰晤士报》最新号外——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街角的裁缝店挂出了新做的西装，领口的翻折方式比去年更挺括，而隔壁的老鞋匠还在敲打着手工马靴，锤子落下去的节奏，像在和远处工厂的汽笛声较劲。这就是二十世纪初——不是日历上生硬的“1901年”或“1920年”，是旧时光的余温还没凉透，新事物就急着把窗棂撞出裂纹的时刻。

巴黎的咖啡馆里，萨特咬着雪茄烟卷，笔尖在稿纸上划开“存在先于本质”的句子，邻桌的女作家正把刚写的诗歌塞进信封，邮票上印着居里夫人的肖像——她刚从瑞典捧回了诺贝尔奖，实验室的镭辐射还沾在指尖。街对面的电影院挂着《火车进站》的海报，观众挤在玻璃窗前张望，有人小声嘀咕“这玩意儿能比戏剧好看？”，可当放映机的光束打在幕布上，蒸汽火车朝着镜头冲过来时，惊叫声里藏着抑制不住的好奇。二十世纪初的“新”，从来不是板着脸的颠覆，是咖啡馆里的讨论、信封上的邮票、幕布上的光影，一点点把旧世界的边角磨得发亮。

北京的胡同口，卖糖葫芦的担子还插着沾着糖霜的山楂，穿长衫的老先生捧着《论语》摇头晃脑，却突然被跑过来的学生撞了个趔趄——那学生手里举着《新青年》，封面上“德先生赛先生”的样像火一样烧。不远处的电报局里，发报员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电码穿过电线，把“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送进全国每一座城池。城隍庙的戏台上还在唱《霸王别姬》，锣鼓点里混进了远处学校的上课铃，坐在前排的老太太揉着眼睛说“这铃儿怎么比梆子声还响”，旁边的小孙子却拍着手笑：“老师说，这是‘现代教育’！”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连风里都飘着两种味道：是老茶馆的茉莉花茶，也是新学堂的铅笔屑；是戏文里的“忠孝节义”，也是传单上的“民主科学”。

纽约的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的电子显示屏第一次亮起绿光，数跳动的速度比经纪人的语速还快。码头的起重机把集装箱吊上远洋轮船，箱子上印着“福特T型车”的标志——亨利·福特的流水线刚造出第一万辆汽车，每一辆都刷着黑色油漆，像一群刚出栏的小兽。第五大道的百货公司挂出了“分期付款”的广告，家庭主妇攥着钱包站在橱窗前，玻璃里映着她身后的马车和眼前的汽车，突然就笑了：原来日子可以这样过，不用等攒够三年的钱，就能把新家具搬回家。

二十世纪初的风里，藏着太多这样的瞬间：是柏林实验室里试管碰撞的声音，是莫斯科红场上红旗飘起来的弧度，是东京银座里第一次亮起的霓虹灯，是上海租界里西装与旗袍擦肩而过的温度。它不是一个“时间起点”的定义，是旧手艺与新技术的对谈，是老思想与新观念的握手，是所有还没定型的可能性，像春天的嫩芽一样，从十九世纪的泥土里钻出来。

傍晚的巴黎塞纳河，游船的汽笛响起来时，有人在甲板上拉小提琴，曲调用的是德彪西的《月光》，而河对岸的埃菲尔铁塔已经点亮了电灯，每一盏灯都像一颗星，落在二十世纪的肩头。旁边的年轻人突然说：“你看，那塔的影子，比去年更长了。”其实不是影子长了，是二十世纪初的步子，比任何时候都走得急——它要把煤气灯换成电灯，把马车换成汽车，把“天经地义”换成“为什么不”，把“原来如此”换成“还有万一”。

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是伦敦电车的吱呀声，是巴黎咖啡馆的讨论声，是北京学生的传单，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绿光。它不是一个“年份区间”的答案，是所有旧的还没退场、新的已经登场的时刻，是所有“可能”都还没变成“必然”的时刻，是所有未来都还在萌芽的时刻。就像那天清晨的伦敦，煤气灯还没灭，电车已经来了——你站在街头，能闻到旧时光的煤烟味，也能摸到新日子的电暖器，然后突然明白：原来所谓“初”，从来不是“开始”，是“正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