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早年依附董卓旧部，在董卓被杀后，面对王允清算凉州军阀的危机，他向李傕、郭汜献策：“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 这一计直接点燃了凉州军与朝廷的战火，导致李傕、郭汜攻破长安，纵兵劫掠，汉室威严扫地。此事件被视为“乱武”的开端，贾诩的智谋成为引爆关中大乱的关键推手。
此后，贾诩辗转于张绣、曹操等势力之间，其计策往往以“乱”为核心策略。在辅佐张绣期间，他两次设计击败曹操，尤其第二次“宛城之战”，利用曹操轻佻的弱点，突袭曹军大营，导致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将典韦战死，曹军元气大伤。这种以局部冲突加剧中原动荡的做法，进一步坐实了“乱武”的标签。
尽管贾诩晚年官至魏文帝曹丕的太尉，位列三公，但其“乱武”的底色始终未变。他的谋略不以匡扶汉室或稳定天下为目标，而是以保全自身、获取权力为核心，在乱世中如棋子般搅动各方势力，最终加速了东汉王朝的崩溃。这种“为乱而谋”的特质，使其与诸葛亮、荀彧等“匡世之才”形成鲜明对比。
“文和乱武”的本质，是谋士个人智慧在伦理失序时代的极端展现：贾诩以精准的人性洞察和利益计算，将“乱”转化为生存与晋升的阶梯，却也让中原陷入更长时间的战乱。这一典故不仅成为贾诩的个人符号，更折射出东汉末年权力崩塌、道德失范的时代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