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时期音乐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是西方音乐史上一个激情澎湃、个性张扬的时代。它打破了古典主义的形式桎梏，将音乐与个人情感、自然景观、文学诗歌深度融合，赋予音符以叙事性与戏剧性的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音乐以“情感至上”为核心。贝多芬作为浪漫主义的先驱，其晚期作品已显露对传统曲式的突破，《第九交响曲》中“欢乐颂”的合唱段落，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人类团结的崇高礼赞，标志着音乐从宫廷走向大众，从理性走向感性。舒伯特则以艺术歌曲 Lied 捕捉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本质，《魔王》通过钢琴伴奏的紧张节奏与声乐线条的戏剧张力，生动再现了歌德诗歌中的奇幻场景，开创了“音乐叙事”的新可能。
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乐器制造的革新，管弦乐队规模扩大，铜管与打击乐器的表现力增强，为作曲家提供了更丰富的音色 palette。柏辽兹在《幻想交响曲》中以“固定乐思”象征恋人形象，通过五段式结构描绘梦境、舞会、田野、断头台与地狱的奇幻旅程，成为标题音乐的典范。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则以轻盈的配器和灵动的旋律，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场景化为听觉的盛宴，展现了浪漫主义对文学题材的痴迷。
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另一重要特征。东欧与北欧作曲家开始挖掘民间音乐素材，以音符为武器，唤醒民族意识。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以河流为隐喻，串联起捷克的历史与传说；柴可夫斯基在《天鹅湖》《胡桃夹子》中融入俄罗斯民间舞曲，赋予芭蕾舞剧前所未有的戏剧深度；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则在美洲土地上回望故乡，将黑人灵歌与波西米亚旋律熔铸为跨越地域的共鸣。
浪漫主义晚期，瓦格纳与勃拉姆斯代表了两种创作路径的极致。瓦格纳以“乐剧”理论打破歌剧的唱段界限，《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宏大的神话叙事与“主导动机”技法，构建了长达16小时的音乐史诗；勃拉姆斯则坚守古典主义的形式美，其《第一交响曲》耗时21年打磨，在浪漫主义的狂潮中守护着贝多芬式的结构尊严，被称为“贝多芬第十交响曲”。
从舒曼的诗意钢琴小品到马勒的千人交响曲，浪漫主义音乐始终在“自我表达”与“形式创新”中寻找平衡。它将音乐从“悦耳的艺术”升华为“灵魂的语言”，为20世纪现代音乐埋下了反叛与探索的种子。当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的末乐章在低音提琴的呜咽中消散，一个以情感为燃料、以自由为旗帜的音乐时代，留下了永恒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