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辉煌未能延续。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转向成为命运的拐点。20世纪30年代起，阿根廷放弃开放的农牧业出口模式，转向政府主导的内向型工业发展。为保护本土产业，政府高筑贸易壁垒，却导致工业效率低下、创新停滞；同时，通过举债维持福利支出，埋下财政失衡的隐患。
债务危机与恶性通货膨胀彻底掏空了经济根基。70年代，阿根廷外债规模飙升，80年代初债务违约爆发，GDP骤降12%。为缓危机，央行滥发货币，1989年通胀率突破5000%，货币体系濒临崩溃。储蓄蒸发、企业倒闭，曾经的中产阶级一夜返贫，社会信任链条断裂。 政治动荡与政策短视加剧了衰退惯性。从军政府独裁到民主政权更迭，阿根廷政策反复摇摆：左翼政府扩大社会福利，右翼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却都未能跳出“高福利-高赤字-高通胀”的恶性循环。90年代“美元化”短暂稳定经济，却在2001年债务危机中彻底瓦，民众街头抗议、银行挤兑的场景成为国家衰落的缩影。如今的阿根廷，人均GDP不及20世纪初水平，贫困率超过35%，货币贬值、债务违约仍时有发生。那个曾与欧美比肩的发达国家，已沦为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在发展中国家行列挣扎的经济体。潘帕斯草原的风吹过，依稀还能听见一个国家从巅峰跌落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