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计划经济的尾巴与市场经济的萌芽。粮票、布票、工业券还捂在人们口袋里时，这些“模子”已经嗅到了商机。南京路的百货商店门口，淮海路的电影院旁，火车站的出口处，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帆布包斜挎在肩上，里面塞着折叠整齐的票证，裤袋里鼓鼓囊囊是外汇券，有的还藏着几盘港版磁带。“眼神比霓虹灯还亮”，哪家商店的的确良衬衫缺货，哪场《少林寺》电影票紧俏，哪个黑市的黄金价格波动，他们门儿清。
“活络”是他们的生存哲学。见穿中山装的干部模样，就递上几张工业券；遇着拎皮箱的“港客”，赶紧压低声音问“外汇券换伐”；要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经过，悄悄掏出邓丽君的磁带：“最新的，港版，要伐？”他们从不说“卖”，只说“调剂”“帮忙”，把游走在政策边缘的买卖，说得像邻里间的互助。上海话里的“模子”本是“样子”，他们却把这两个字活成了“门道”——懂行情、会看人、能周旋，一套组合拳下来，总能做成几单生意。他们的存在，像城市血管里的毛细血管。国营商店货架空空时，是他们把紧俏商品从“后门”倒腾出来；票证制度松动后，又是他们最早把“市场经济”的风吹进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说他们投机倒把，也有人感激他们了燃眉之急。“朋友，票要伐？”的吆喝声里，藏着物资短缺年代的奈，也藏着普通人对更好生活的渴望。
90年代的阳光晒化了粮票，超市货架渐渐堆满商品，“打桩模子”的帆布包也慢慢空了。他们有的成了个体户，有的转行做了生意，那些靠眼神和嘴皮子讨生活的日子，成了老上海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今走在南京路上，再也听不到“票要伐”的吆喝，但风吹过梧桐叶的沙沙声里，好像还能看见那个靠在电线杆上的身影——一个时代的印记，永远留在了上海的马路故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