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下,西方对中国人形象的建构始终是一种基于自身文化需求的他者凝视,呈现为流动的刻板印象序列。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国传说、启蒙时代理想化的道德乌托邦,到19世纪“黄祸”话语中的傅满洲式邪恶象征,再到20世纪“功夫热”中将中国人简化为武术奇观——这些形象演变实质是西方文化权力与欲望的投射。无论是被浪漫化、妖魔化抑或被商品化为文化消费符号,中国形象长期处于被言说、被编码的客体地位。然而,随着跨文化对话的深入与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从《花木兰》到《流浪地球》的叙事尝试,正预示着刻板印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