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之初，商鞅以"徙木立信"取信于民，随即颁布《垦草令》，规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以重农抑商政策推动农业生产。同时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打破血缘政治的桎梏。在军事上，商鞅推行军功爵制，士兵斩敌首一级可获爵位，极大激发了秦军战斗力，史称"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商鞅在秦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三十一县，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通过严密的户籍制度强化中央集权。经济上"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按亩征税，促进了土地流转与生产力发展。变法第十年，秦国实现"乡邑大治"，周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奠定了其后统一六国的基础。
然而变法触动旧贵族利益，《史记》载"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商鞅执法严苛，太子犯法亦"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虽确保变法推行，却为自身埋下隐患。秦孝公卒后，商鞅遭公子虔等人诬陷谋反，最终"车裂以徇秦国"，但秦法未败，其变革成果被后世君主延续，终使秦国"振长策而御宇内"。
商鞅相秦十年，以法治国、以力服人，用制度重构重塑了秦国的国家能力。尽管其个人结局惨烈，但所创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为华夏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奠定了制度根基，成为中国古代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