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差异是如何来的

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差异并非源于种族或血缘的天然分野，而是历史、经济与外部干预共同构建的社会产物。这种差异的形成，是一个从模糊社会分层到被制度化固化的过程。

在殖民时代到来前的东非大湖地区，胡图与图西的界限并不清晰。彼时的社会更像是基于经济角色的流动分层：以农耕为生的群体被称为“胡图”，以畜牧尤其养牛为业的群体被称为“图西”。这种划分并非固定——一个胡图家庭若通过积累牛群提升经济地位，可能被纳入图西范畴；反之，图西家庭若失去牲畜，也可能被视为胡图。此时的“族群”更接近职业身份，而非刚性的社会标签。

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殖民统治时期。德国与后来的比利时殖民者为强化统治，需要寻找“可靠的代理人”。他们意到当地社会中畜牧者图西因掌握牛群这一重要财富象征，往往拥有更高社会地位，便将其塑造为“优等种族”。为固化这种层级，殖民政府推行了系统的身份划分：通过测量身高、鼻宽、肤色等生理特征，将人强制归类为“图西”“胡图”或“特瓦”少数狩猎族群，并颁发身份证，明族群身份。这种基于伪科学的“种族分类”，将原本流动的社会分层转化为不可变更的法定身份。

比利时殖民当局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异。他们在教育、行政、司法等领域向图西族倾斜，培养图西精英作为统治工具，而胡图族则被限制在底层农业劳动中。这种政策强化了“图西=统治阶层”“胡图=被统治阶层”的认知，使经济差异演变为政治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殖民政府甚至篡改历史，宣称图西族是“外来的含米特人后裔”，天生优越，而胡图族是“本地土著”，理应服从，以此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

殖民后，这种制度化的族群差异并未随殖民者离开而消失。独立初期，图西族延续了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激化了胡图族的被剥夺感。到20世纪末，胡图族主导的政权又通过政策反向压迫图西族，最终演变为惨烈的冲突。

可见，胡图与图西的差异，本质上是历史经济分工被殖民权力通过制度化手段强化、固化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形成的“种族差异”，而是人为构建的社会鸿沟——一个由经济角色到政治身份，再到仇恨符号的异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