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出自哪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出自哪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穿越千年的论断，出自《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彼时，鲁国大夫臧孙辰援引虢公之言，点出古代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祭祀与军事，成为后世读华夏文明治国逻辑的关键脚。

“祀”为礼之本。在三代以降的宗法社会，祭祀绝非简单的祈福仪式，而是维系秩序的精神纽带。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宗庙，层层递进的祭祀体系，既是对天地祖先的敬畏，更是对等级秩序的确认。商王以“帝”为至高神，甲骨文中“祭”频繁出现，殷人通过牛牲、人殉等繁复礼仪，祈求先祖与天神护佑邦国；周人则将“天”与“德”结合，“皇天亲，惟德是辅”，祭祀成为统治者“以德配天”的政治宣言。鲁僖公五年，晋献公欲假道虞国伐虢，宫之奇以“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劝谏，可见祭祀的本质早已超越宗教范畴，成为德治的外在显现。

“戎”为邦之盾。从夏启讨有扈氏的《甘誓》，到商汤伐桀的《汤誓》，军事力量始终是国家存续的基石。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齐桓公以“尊王攘夷”号令诸侯，靠的是“革车八百乘”的军事实力；晋文公城濮之战大败楚军，才得以践土会盟，成为霸主。《左传》中，各国“作丘甲”“作三军”的记载比比皆是，军事制度的变革直接关系国力消长。就连鲁国这样的礼仪之邦，也需“戎”来守护礼乐——鲁桓公六年，郑国侵犯边境，鲁隐公亲率军队抵御，正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生动脚。

《左传》将“祀”与“戎”并列，道破了古代中国“礼治”与“武备”相辅相成的治理智慧。祭祀以文教化，凝聚人心；军事以武卫邦，安定四方。二者如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这句源自春秋的论断，不仅揭示了早期国家的治国核心，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华夏文明“崇文”与“尚武”并重的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