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出自1958年的提篮桥弄堂口

抽屉最底层的铁盒里，我翻出那张边角卷着毛的照片。纸页泛着旧书页般的黄，像被晒了半个世纪的阳光浸软，手指碰上去，能摸到细碎的纹路——是当年贴在相册里留下的胶痕。

外婆端着青瓷碗走进来，碗里飘着桂花藕的甜香。她凑过来时，鼻尖先碰到照片的边缘，随即手就抖了。枯树枝似的手指抚过画面里两个扎麻花辫的姑娘，指腹蹭过右边那个穿布拉吉的女人的脸，指甲盖里还留着上午择青菜的泥：“这是阿菊，我初中同学。”

照片里的弄堂口挤着煤球炉的烟，墙面上还留着半块褪色的标语，“鼓足干劲”的“劲”字缺了最后一笔。左边的姑娘扎着红绳，粗布衫洗得发白，是外婆；右边的阿菊穿碎花布拉吉，领口别着枚玻璃胸针，亮得像颗小太阳。她们站在“福兴号”烟纸店的门槛上，店招是用毛笔写的，歪歪扭扭，因为拍照的老周是巷口修钟表的，写字时手总抖。

“58年夏天，阿菊要去东北支援建设。”外婆坐在藤椅上，碗放在腿上，藕片的甜香裹着回忆飘起来，“头天晚上她哭着来敲我家门，说舍不得巷口的生煎铺，舍不得我妈熬的绿豆汤。第二天清晨我攥着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拉她去拍照片——老周的相机是二手海鸥，要凑够三个人的钱才肯拍，那天刚好有个卖冰棍的师傅也要拍，我们拼了卷胶卷。”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照片边角晃了晃。外婆的声音忽然轻了：“她走的那天，我送她到公平路码头。她抱着我的布包，里面塞了我妈给的腌萝卜，说东北的冬天冷，要就着萝卜喝汤。船鸣笛的时候，她突然跑回来，把胸针摘下来别在我衣领上——就是你去年在旧物市场看到的那枚蓝玻璃的。”

去年冬天阿菊回来时，我陪着外婆去车站接。白发的老太太裹着藏青色羽绒服，看见外婆就扑过去，两人的拐杖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她们站在原来的弄堂口——现在那里建了写字楼，玻璃幕墙映着蓝天——阿菊从包里掏出手机，说要拍张一样的照片。外婆摸着自己的白发，笑出了眼泪：“当年的麻花辫呢？”阿菊也笑：“早变成白头发啦，可你笑起来还是像小时候偷喝绿豆汤的样子。”

我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老照片里的姑娘们扎着麻花辫，身后是煤球炉和烟纸店；新照片里的老太太们戴着毛线帽，身后是玻璃幕墙和共享单车。可她们的笑是一样的，眼睛弯成月牙，嘴角扯着皱纹，像1958年的风，吹过提篮桥的梧桐树，吹过弄堂里的蝉鸣，吹到今天。

晚上整理照片时，我把那张老照片夹回铁盒。盒盖合上的瞬间，我忽然想起外婆那天说的话——阿菊在东北的日子里，每年冬天都会给她写一封信，信封上的邮戳盖着“哈尔滨”“齐齐哈尔”，字里行间全是“今天下了好大好大的雪”“我种的白菜丰收了”“想你做的桂花藕”。直到十年前阿菊的儿子找到外婆，说阿菊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只记得1958年的夏天，记得弄堂口的照片。

月光漫过书桌，照在铁盒上。这张图出自哪里呢？出自1958年的提篮桥弄堂口，出自两个姑娘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出自老周抖着双手按下的快门，出自外婆藏了半个世纪的布包，出自阿菊在东北雪地里写的那些信，出自所有没说出口的“我想你”。

风又吹进来，铁盒的锁扣发出轻微的响。我忽然想起外婆那天摸着照片说的话：“你看，我们的样子没变，只是把青春藏进了照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