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主张变法的人下场都不好？
历史上主张变法的人，大多难逃悲惨结局。商鞅被车裂，王安石遭罢黜，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谭嗣同血溅菜市口。他们的命运轨迹惊人相似，背后是变革与守旧的激烈碰撞，是利益格局的深层撕裂。变法的本质是利益再分配。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世袭贵族、官僚阶层、豪强地主，早已织就一张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商鞅废除世卿世禄制，直接剥夺了贵族的特权；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触动了大地主的放贷利益；张居正考成法严核吏治，让慵懒官僚处遁形。这些变革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必然激起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财富和话语权，罗织罪名，煽动民意，最终将变法者推向深渊。
改革者往往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变法需要强有力的权力支撑，而这种支撑往往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信任。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庇护，立刻成为旧贵族报复的目标；宋神宗在保守派压力下动摇，王安石的新法旋即被废。即便如张居正，凭借万历皇帝年幼时的主政地位推行改革，一旦皇帝亲政，积压的矛盾便会集中爆发。权力的天平一旦倾斜，改革者便会成为牺牲品。
变法者的激进策略也常将自己置于孤境。为打破积弊，他们往往采取强硬手段，触动广泛的社会阶层。商鞅推行连坐法，虽强化了集权，却让百姓怨声载道；王安石的新法在执行中被地方官吏扭曲，演变为苛政，失去民心。当改革从顶层设计的善意，异化为基层执行的灾难时，变法者便成了众矢之的。而他们往往坚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信念，不愿妥协，最终将自己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变法者的肉体虽被摧毁，改革的火种却从未熄灭。商鞅虽死，秦法未废，最终助秦国统一天下；王安石的新法虽被废止，其均输、市易等理念却影响后世经济政策。变法者以个人的悲剧，铺就了历史进步的道路，他们的命运早已与时代变革紧密相连，成为破旧制度桎梏的必然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