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枚邮戳里的月光
老家衣柜顶层的抽屉里，锁着一沓旧信封。信封的边角卷着毛，像被岁月啃过的叶子，正面贴着的邮票早褪成了淡蓝或浅红，背面却凝着一枚枚深褐的邮戳——是邮局的钢印砸下去的痕迹，凹凸的纹路里藏着1998年的桂香、2002年的雪，还有2010年夏天未及摘下的葡萄。我第一次见外公寄信，是七岁那年的秋天。他蹲在院门口的石凳上，老花镜滑到鼻尖，鼻尖沾着几点蓝墨水，像沾了颗没擦干净的星星。我凑过去看，他正往信封上写地址，钢笔尖顿一下，落下“北京市朝阳区”几个字，笔锋像他种的丝瓜藤，弯弯曲曲却扎实。“这是给你在北京上大学的小姨寄的。”他把邮票舔了舔，贴在右上角，胶水的甜腥味飘起来，“等下带你去邮局盖戳，戳一盖，信就会跑啦。”
邮局的柜台很高，我垫着脚才能看见里面的阿姨捏着信封，把右下角按在钢戳底下。“咔嗒”一声，像咬碎了一块脆饼，深褐色的油墨印在纸上，日期、邮局名称、还有个小小的五角星，全嵌进了信封的纹路里。外公把信塞进邮筒时，我盯着他的手背——那上面有个旧伤疤，是去年给我摘枣子时被枝桠划的，此刻正沾着阳光，像片晒干的枫叶。“等小姨收到信，会给你寄巧克力哦。”他摸了摸我的头，我却盯着邮筒上的“中国邮政”四个字，觉得那里面装着整座北京城的风。
后来我上了小学，每年生日都会收到外公的信。信封里总夹着东西：1998年是包桂花糖，糖纸是玻璃纸，太阳底下能照见里面的糖粒，像碎金；2000年是片银杏叶，边缘卷着，像外公的耳朵；2002年冬天特别冷，信封里塞着一包晒干的车前草，外公在信里写：“囡囡发烧了？熬水喝，比药甜。”我抱着信封闻，草香里裹着外公身上的烟味，像他蹲在灶边生火时的味道。那天晚上我喝了三大碗药，觉得连梦都是青绿色的。
初三那年我住校，每周五放学能收到外公的信。有次期末考砸了，我坐在教室后面哭，传达室的大爷喊我：“有信！”信封上的邮戳是“2005.11.10”，右下角沾着点泥——外公肯定是走了二里路去邮局，路上踩了田埂的泥。信里没写安慰的话，只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太阳，旁边写着：“院门口的腊梅开了，等你周末回来，我给你做梅菜扣肉。”我把信贴在胸口，听见里面有声音——是外公的脚步声，是腊梅的香气，是邮戳盖下去的“咔嗒”声，像有人在轻轻拍我的背。
2010年夏天我在外地实习，接到妈妈的电话时，手机正插着充电宝。“外公走了。”妈妈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棉花，“最后还在写你的信，没写。”我赶回家时，院门口的葡萄藤已经谢了，藤上还挂着串没熟的葡萄，青得像外公的老花镜框。抽屉里躺着那封没写的信，信封上的邮戳已经盖了——“2010.7.15”，是外公去世前一天去盖的。信里只写了半句话：“囡囡，葡萄熟了……”后面的字被眼泪晕开，像片化了的云。
现在我也开始写信。给在深圳的朋友，给在成都的表姐，甚至给去世的外公——我买了带花纹的信封，贴那种印着多肉植物的邮票，盖戳时总会想起外公的样子：他蹲在石凳上写地址，鼻尖沾着蓝墨水，阳光落在他的白发上，像撒了把雪。上次去邮局，阿姨笑着说：“现在还写信的年轻人，少见啦。”我捧着盖了戳的信，摸了摸背面的纹路——那里面有外公的温度，有1998年的桂香，有2002年的雪，还有我没说出口的“外公，我想你了”。
今晚我又翻出那些旧信封。月光从窗户漏进来，落在邮戳上，深褐色的油墨泛着暖光，像外公的老花镜反射的光。我数着那些邮戳：1998、2000、2002、2005、2010……每一个日期都是个小月亮，挂在信封的角落里，照见我小时候的影子——蹲在石凳上看外公写地址，踮脚往邮筒里塞信，抱着信封闻草香。
风从窗外吹进来，信封页页翻开，邮戳上的五角星闪着光。我突然听见“咔嗒”一声——是外公在盖戳吗？是他蹲在院门口的石凳上，鼻尖沾着蓝墨水，笑着说：“囡囡，信寄出去啦。”
那些邮戳不是印在纸上的，是刻在我心里的。它们像外公的手，像桂花糖的甜，像银杏叶的形状，像所有没说出口的“我想你”。今晚的月光很软，裹着那些邮戳，裹着整个房间，我觉得外公就坐在我旁边，摸着我的头，说：“囡囡，糖要化了哦。”
抽屉里的信还在，邮戳还在，月光还在。那些被钢印砸下去的日期，从来都不是时间的终点——它们是起点，是外公的牵挂，是我和他之间，永远不会断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