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雨如晦却又孕育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内有连绵战火，外遭强敌蚕食，国家命运悬于一线，却也在危机中催生了觉醒与抗争，为民族救亡点燃了薪火。
年初，中央红军正跋涉在长征路上。1月，遵义城内，一场改变中国革命走向的会议悄然召开。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决自身问题，如暗夜中的灯塔，为迷茫的红军指明了方向。此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红军以非凡的勇气突破重重封锁，于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场远征，不仅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更锤炼出坚不可摧的信仰，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当红军在西南山区浴血前行时，华北平原已笼罩在日军侵略的阴影下。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步步紧逼：6月，《何梅协定》签订，中国在河北的主权被严重削弱；7月，《秦土协定》签署，察哈尔省主权大部丧失。日本进而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将华北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华北危急！中国危急！民族危机如乌云压顶，亡国灭种的威胁从未如此真切。
重压之下，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如火山喷发。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游行队伍遭到镇压，却激起了更广泛的反抗——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全国数十座城市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二·九运动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也让“团结御侮”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呼声。
面对民族危局，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战略。12月，瓦窑堡会议在陕北召开，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哪怕是昔日的对手。这一转变，打破了“关门主义”的禁锢，为凝聚全民族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铺平了道路。
1935年的中国，在苦难中挣扎，却从未停止抗争。红军长征的胜利、一二·九运动的觉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共同勾勒出这一年的历史年轮——它是危机最深重的时刻，也是希望悄然萌发的起点。当历史的指针划过这一年，中国已站在命运的十路口，而那些在风雪中挺立的身影，正将民族的未来托举向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