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天到四九天，是老辈人熬冬的刻度
冬至那天的饺子刚咽下肚，母亲就擦着沾着面粉的手念叨：“今儿进九了，明儿起得把厚棉裤找出来。”我扒着窗户看外面的天，梧桐叶还剩最后几片挂在枝桠上，风卷着碎叶子打旋儿，倒没觉得比前几日冷多少——直到深夜被冻醒，摸黑碰着窗台，指尖沾到一层细冰，才忽然懂了“进九”的意思。一九天是冬至后的头九天，像刚掀开冬被的角儿。巷子里的老人们搬着马扎坐在南墙根儿晒太阳，袖管笼在一起，说“一九天的冷是浮着的，夜里冻得慌，白天晒晒太阳还能缓过来”。我蹲在旁边看卖糖葫芦的老头儿，他的冰糖葫芦裹着透明的糖衣，在风里硬邦邦的，却还没冻得发脆——要等二九天，糖衣才会咬起来“咔嚓”响。
二九天的冷沉下来了。上学路上要戴两层手套，指尖还是冻得发疼，呼出的白雾在围巾上凝出细小的冰粒。巷口的老槐树落光了叶子，枝桠上挂着串儿冰棱，像谁把碎玻璃吊在上面。母亲把我的棉鞋塞进煤炉边的灰里烤，早上穿的时候，鞋帮儿暖得烫脚，可走出家门没半小时，寒气就顺着鞋缝钻进来，冻得脚底板发木。这时候奶奶会翻出旧毛线，给我织护膝：“二九天的冷往骨头里钻，护好膝盖，不然老了要疼。”
三九天是冬的尖儿。凌晨的窗玻璃上结满了窗花，有的像松枝，有的像羽毛，我用指甲刮出个小缝儿，能看见外面的雪粒儿打在墙上，发出细碎的“啪啪”声。家里的水管冻裂过一次，父亲裹着棉大衣蹲在院子里修，手冻得通红，哈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奶奶把烤热的红薯放在怀里捂着，等我放学回家，红薯皮都软了，剥开来，金黄的瓤儿冒着热气，咬一口，甜得烫舌头——这是三九天最暖的滋味儿。巷子里的老人们很少出门了，隔着窗户喊：“三九天的冷是扎人的，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等四九天，就有盼头了。”
四九天的冷开始松劲儿。中午的太阳晒在墙上，能晒化一层雪，墙根儿渗着黑黢黢的水痕。我蹲在那里看蚂蚁，它们从雪缝儿里钻出来，慢悠悠地爬——要在三九天，蚂蚁早躲在洞里不出来了。母亲把腌的萝卜拿出来晒，说“四九天的太阳能把萝卜晒得脆，等开春儿就着粥喝，鲜得很”。连风都变了，不再像三九天那样像小刀子割脸，而是带着点湿意，吹在脸上，竟有点软乎乎的。
原来一九天到四九天，不是日历上冷冰冰的数字。是母亲翻找棉裤的身影，是奶奶织护膝的毛线团，是卖糖葫芦老头儿糖衣的脆响，是墙根儿晒太阳的老人们数着日子的念叨。老辈人把漫长的冬天掰成九天一段，每数一个九，就往春天挪一步——一九天盼二九天的冷实，二九天盼三九天的极致，三九天盼四九天的松动，四九天盼着五九天的风里带点暖。
昨夜下了场小雪，我趴在窗台上看，雪粒儿落在手心里，没等焐化就成了水。母亲在厨房熬姜茶，香味儿飘过来，她喊我：“四九天了，喝碗姜茶，暖得慌。”我捧着杯子，看蒸汽在眼前绕圈儿，忽然想起奶奶说过的话：“数九的日子，要慢慢熬，熬着熬着，就熬到春了。”
原来一九天到四九天的意思，是把冬天熬成可触摸的日子，把寒冷熬成盼头——每数一个九，就离抽芽的柳枝近一点，离绽放的桃花近一点，离檐角滴下来的暖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