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最后结局，是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被处以“具五刑”，腰斩于咸阳街市。作为秦朝统一的重要策划者与制度设计师，他的死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折射出秦帝国权力结构的崩塌。
李斯之死的直接导火索，是宦官赵高的一系列构陷。秦始皇病逝沙丘后，李斯在赵高的裹挟下参与“沙丘之谋”，伪造遗诏废黜扶苏、拥立胡亥。但胡亥继位后，赵高逐渐掌控朝政，视李斯为权力绊脚石。他利用胡亥对李斯的猜忌，诬陷李斯之子李由与陈胜叛军私通，并以“裂地而王”的罪名构陷李斯谋反。秦二世下令将李斯打入狱中，赵高亲自负责审讯，通过严刑拷打逼迫李斯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更深层的原因，则源于李斯自身的政治选择与秦朝的制度弊端。李斯以法家思想辅佐秦始皇，主张“以法治国”，却在晚年为保住相位而妥协于赵高的阴谋。他试图通过迎合胡亥来维持权位，甚至上书实行“督责之术”，强化君主对臣下的，这反而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当天下叛乱四起时，李斯对赵高乱政的劝谏被胡亥视为怨望，最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此外，秦朝“重刑轻德”的治国理念也为李斯的悲剧埋下伏笔。尽管他是严刑峻法的推行者，但这套制度在秦二世时期异化为对功臣的情清洗。当法家的刻薄与皇权的极端结合，即便是李斯这样的开国元勋，也难逃“刑不上大夫”的例外被打破的命运。
在咸阳街市的刑场上，李斯与次子一同被处斩。临刑前他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句充满悔意的遗言，道尽了一个政治家在权力漩涡中的身不由己。他的死，既是赵高专权的结果，也是秦朝高压统治逻辑下的必然——当权力失去制约，曾经的制度设计者终将沦为制度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