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日落
我和沈延洲的结婚证是在伊斯坦布尔民政局领的，那天他穿深灰西装，袖口别着一枚银质袖扣，我攥着刚买的焦糖色围巾，手心全是汗。签时钢笔漏墨，他伸手替我擦嘴角的墨痕，指腹擦过皮肤时，夕阳正把博斯普鲁斯海峡染成蜜色。闪婚是场意外。我来土耳其是躲失恋，在大巴扎买地毯时被小偷扒了钱包，是他正好路过，三两步追上小偷，把我的护照和仅剩的欧元塞回我手里。后来在独立大街的咖啡馆，他问：“反正你暂时不想回国，我需要个妻子应付家里，要不要试试？”玻璃窗外的有轨电车叮当作响，我鬼使神差地点了头。
婚后我们住在加拉塔塔附近的公寓，他白天处理跨国会议，我跟着房东太太学做lokum土耳其软糖。他总在深夜带着一身薄荷烟味回来，有时会坐在客厅看文件，我端去红茶，他会抬眼看我，目光在我沾着糖霜的手指上停两秒。这样的平静在第三个月被打破——安娜来了。
安娜是沈延洲的青梅竹马，从瑞士飞来，穿米白色长裙站在公寓楼下，看见我时，长睫毛轻轻颤了颤。她会说流利的中文，递给我一篮刚烤的可颂：“沈延洲说你喜欢甜食。”语气是客气的，但眼神里有钩子。
那天晚上沈延洲回来得很晚，我正在厨房煮红茶，他从身后环住我，下巴抵在我发顶：“安娜的事，我会处理。”我没回头，盯着茶壶里翻腾的茶叶：“你们……”“过去的事了。”他打断我，声音闷在我颈窝，“她来找我，是说家里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真正摊开来是在金角湾的游船上。安娜突然握住我的手腕，眼眶泛红：“他以前说过要在蓝色清真寺向我求婚的，你知道吗？”海风卷着她的话音，我看见不远处沈延洲快步走来，一把将我拉到他身后，语气是难得的冷硬：“安娜，我们早了。”安娜笑起来，眼里却有泪：“我只是不甘心，他看你的眼神……和看我时不一样。”
游船靠岸时，沈延洲牵着我的手走在鹅卵石路上，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突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个丝绒盒子，里面是枚水滴形蓝宝石戒指，和他袖口的银扣是同一个设计师。“本来想等你生日，”他声音有些紧，“但我怕再不说，你就信了安娜的话。”
我想起刚结婚时，他在海峡边接到家里的电话，用我听不懂的上海话低声释“她很好”；想起他悄悄把我落在咖啡馆的笔记本收进公文包；想起他看我学做软糖时，嘴角那点藏不住的笑意。原来有些感情，不需要契约来维系，早在大巴扎的那只手，咖啡馆的那句提议，深夜客厅的那杯红茶里，就已经悄悄发了芽。
现在我们的公寓阳台上，挂着我绣的土耳其地毯，他的公文包旁总放着我烤的饼干。前几天回民政局换证，工作人员笑着说：“这么快就从临时变成永久啦？”沈延洲握着我的手，在新的结婚证上签，钢笔流畅地划过纸面，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浪花，温柔又坚定地涌向尽头。
安娜后来发邮件说，她在伊斯坦布尔开了家画廊，偶尔还会去我们以前常去的咖啡馆。最后一句写：“那天游船上海风太大，我没说出口——祝你们永远有糖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