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中刘鑫未被判刑，核心原因在于其行为未满足法律上的犯罪构成要件，尤其是在案件发生地日本的刑法框架下，缺乏构成刑事犯罪的法定要素。
案件发生于日本东京，根据属地管辖原则，适用日本法律。日本刑法对犯罪的认定需严格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结果、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等要素。刘鑫在案发时的行为是将江歌锁在门外，这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键在于她是否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日本刑法理论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主要包括法律规定、职务、法律行为如合同及先行行为。刘鑫与江歌虽为朋友，但普通朋友关系本身不产生法定救助义务；而先行行为若使他人陷入危险，才可能引发救助义务。检方证据显示，陈世峰的杀人行为是独立犯罪，刘鑫并未通过言语、行为等方式教唆或协助陈世峰，也未主动将江歌置于危险境地——陈世峰的出现是其自行跟踪所致，刘鑫锁门更多是出于自身恐惧的自保行为，而非故意阻断江歌生路。
从主观层面看，刘鑫缺乏犯罪故意或过失。故意杀人罪需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刘鑫当时的首要反应是躲避陈世峰的威胁，并希望或放任江歌死亡的主观心态；过失致人死亡则对死亡结果有预见可能性，现有证据法证明刘鑫能预见到锁门会直接导致江歌被杀害。陈世峰的持刀杀人是突发、独立的暴力行为，刘鑫的锁门与江歌死亡之间缺乏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此外，日本刑事诉讼“疑罪从”，检方需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成立。在案证据仅能证明刘鑫未尽道德上的救助义务，但道德义务不等同于法律义务。尽管其事后对江歌母亲的态度引发公众愤慨，但道德谴责不能替代法律定罪，刑事处罚必须坚守罪刑法定原则。
回到中国法律层面，江歌母亲后续以生命权纠纷为由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法院最终判决刘鑫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正是基于其行为在道德和民事层面的过错。但刑事责任的认定门槛更高，需严格满足犯罪构成要件，刘鑫的行为显然未达到这一标准。
刘鑫未被判刑，本质是法律对犯罪认定的严格性使然——刑事处罚必须以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充分证据为前提，不能仅凭情感或道德评判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