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女是谁？
外婆的红漆梳妆盒总锁着，钥匙挂在她裤腰上，像颗不会响的铜铃。我蹲在她脚边缠了三天，才换得她把盒盖掀开——底层压着张泛黄的照片，纸边卷着毛，像被风揉过的云。照片里的女子站在老槐树下，穿月白旗袍，下摆绣着半枝兰，发间插支翡翠簪，绿得像雨后天边的云。她嘴角弯着，身后的槐花开得铺天盖地，蝉鸣仿佛还黏在照片上。我用指尖碰了碰她的脸，问：“外婆，此女是谁？”
外婆的手指颤了颤，指甲盖染着旧旧的凤仙花汁，像她年轻时戴的银镯子。她把照片捧起来，对着光看，瞳孔里映着槐花开满枝桠的影子：“是阿昭。”
1947年的夏天，外婆16岁，扎着麻花辫跑过巷口时，正撞见老槐树下围了圈人。挤进去看，阿昭蹲在地上，把捣碎的青蒿汁往小娃娃嘴里喂。她的旗袍沾了泥点，翡翠簪滑到耳后，用指尖挑回去时，腕间的银镯子碰出清响。“这是治疟疾的，”她抬头对围观的人笑，“过会儿烧就退了。”
后来阿昭常来女子学堂找外婆。她背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晒干的草药，教外婆认车前草的锯齿叶，认蒲公英的小绒球。傍晚她们坐在槐树下，阿昭用树枝在地上写英语单词，“Flower”，她说，“是花，你看槐花，就是Flower。”风把她的旗袍角吹起来，裹着槐花香钻进外婆的衣领，连课本上的都沾了甜。
医疗队要走的前一晚，阿昭把翡翠簪塞进外婆手里。那簪子凉得像春夜的露，她攥得手心出汗：“等你长大，来上海找我，我带你看外滩的灯。”外婆哭着点头，把自己绣的兰花纹手帕塞回去，帕角上还沾着她偷偷抹的桂花油。
可上海没等到，等来的是东北的信。信皮沾着泥，拆开时纸页脆得掉渣：“阿昭同志在抢救伤员时，被流弹击中胸部……牺牲时，手里还攥着给你的信。”外婆把翡翠簪插回发间，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忽然哭出声——她的麻花辫刚盘成髻，像阿昭当年的样子。
从此梳妆盒锁起来，钥匙挂在裤腰上，外婆总在槐花开时搬个竹椅坐在门口。她摸着槐树干上的疤，说那是阿昭当年刻的“Flower”，风一吹，槐花落在她膝头，像阿昭的旗袍角。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行钢笔，迹淡得快看不见：“小棠，要像花一样开。”窗外的槐花开得正盛，飘进屋里落在照片上，像阿昭的手，轻轻碰了碰外婆的手背。
外婆把簪子从发间拔下来，塞进我手里。翡翠的光泽还在，像阿昭当年的眼睛，像老槐树的荫凉，像1947年夏天的风。她指着照片里的女子：“此女是阿昭，是给娃娃喂药的医生，是教我认草药的先生，是……”她顿了顿，声音轻得像槐花落地，“是没等到外滩灯的人。”
风掀起照片的边角，吹过梳妆盒里的旧手帕，吹过外婆鬓角的白发。我忽然看见，老槐树下的女子正对着我们笑，旗袍上的兰草在风里动，翡翠簪闪着光，像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变成了槐花，年年开在巷口。
暮色漫进来，外婆把照片放回梳妆盒，锁上。钥匙挂回裤腰，铜铃晃了晃，没响。可我知道，阿昭的声音还在——在槐花开时的风里，在草药的香气里，在翡翠簪的光泽里，说：“小棠，要像花一样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