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豆浆摊
清晨的风裹着巷子里的煤烟味钻进来时，阿菊正蹲在煤炉前生火。她把松针塞进炉底，火柴划了三根才燃，火焰裹着烟往上窜，把她的眼熏得发红。不锈钢盆里的豆浆已经熬开了，热气卷着豆香飘到巷口，几个背着书包的孩子蹦跳着跑过来，仰着脖子喊：“阿菊婶，要甜豆浆！”她用帕子裹着盆沿，倒出满满一杯，糖放得比往常多。孩子吸着豆浆问：“叔叔什么时候回来呀？”她的手顿了顿，指尖蹭过围裙上的补丁——那是老周走前一天，她熬夜补的。“快了，”她笑着说，“等梧桐树发芽，他就扛着行李站在巷口了。”
巷口的梧桐树是老周种的，那年他们刚摆豆浆摊，他说要种棵树，等树长高了，就能给摊子遮阴。现在树的枝桠光秃秃的，枝头上还挂着去年的梧桐籽，像串干了的眼泪。
阿菊每天都会翻日历。她把日历挂在摊车的把手上，每过一天，就用指甲划掉一格。老周走的那天是三月初三，她在那页写了“周哥出门”，字是歪歪扭扭的，像他走路的样子——老周总说自己腿长，走得快，可这一走，就没了音讯。
一开始，她每天都要跟顾客说一遍：“我家老周要回来啦，他说工地上的活结了款，要买台新豆浆机，不锈钢的，不会糊底。”说的时候，她的眼睛会发亮，像藏着两颗星子。邻居张婶劝她：“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她摇头：“他没手机，工地上信号差，等他寄信来。”
可信没等来，等来的是工地上的消息。那天下午，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摊前，说老周所在的工地塌了，埋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阿菊手里的勺子“当啷”掉进豆浆盆，溅起的热浆烫得她手背上起了泡，她却像没知觉似的，盯着那两个人的嘴，直到他们说最后一个字，才轻声问：“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家老周昨天还托人带口信，说要带糖炒栗子给我。”
从那天起，豆浆摊的火总是燃不旺。阿菊蹲在炉前的时间越来越长，松针塞了一把又一把，烟裹着她的头发，像层挥不去的雾。不锈钢盆里的豆浆常常熬糊，焦味飘得整条巷子都能闻见，她却忘了关火——以前老周总说，豆浆要熬到“起蜜泡”才好喝，现在那些蜜泡都粘在盆底，结成黑乎乎的痂。
孩子们不再来买豆浆了。他们躲在巷口的电线杆后，看着阿菊坐在摊前，手里攥着老周的旧外套。外套的袖口磨破了，她用同色的布补了又补，补得针脚比以前更密，像要把什么东西缝进去。
日历还挂在把手上，停在六月初六。阿菊再也没划过它，那些没划掉的日子像堆在那里的雪，越积越厚，把她的眼睛都盖住了。有天清晨，张婶路过摊前，看见她坐在小马扎上，盯着梧桐树的枝桠发呆。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几根白发缠在耳后，像根细钢丝。“阿菊，”张婶轻声说，“要不把摊子收了吧？”她没抬头，手指摸着外套上的补丁，声音像浸了水的棉花：“他说过，等树发芽了就回来。”
可树没发芽。冬天的风把梧桐籽吹得满地都是，阿菊蹲在地上捡，捡着捡着就哭了。她把梧桐籽装在老周的外套口袋里，装了满满一口袋，像装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后来的某天清晨，巷口的豆浆摊不见了。阿菊锁上了门，钥匙挂在脖子上，链子里串着老周的工牌。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门上的“早餐”牌子还挂着，风把它吹得晃了晃，发出吱呀的声音——像老周以前喊她的名字。
巷子里的煤烟味还是那么浓，可再也没有豆浆香了。几个孩子跑过巷口，指着空落落的摊子问：“阿菊婶呢？”张婶摸了摸孩子的头，没说话。风卷着梧桐籽吹过来，落在她的脚边，像谁掉的眼泪。
那天晚上，阿菊坐在老周种的梧桐树下，把口袋里的梧桐籽一粒一粒掏出来，埋进土里。泥土是凉的，像老周的手。她摸着泥土，轻声说：“我不等了。”
风裹着她的声音飘远，吹过巷口的电线杆，吹过空荡的豆浆摊，吹过那些没划掉的日历——吹过所有没说出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