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头岁月
镜子里的人顶着一颗锃亮的光头，头皮在日光灯下泛着青白色的光。这是我人生中第三次剃光头，前两次是为了时髦，这一次，化疗药瓶就立在床头柜上。最初是理发店师傅颤抖的手。推子贴着后脑勺游走时，碎发落在藏青色罩布上，像撒了把黑芝麻。他问要不要留一公分，我笑着摇头。镜子里的脸突然陌生起来，颧骨和眉骨突兀地起伏，像被雨水冲刷过的礁石。
第一个光头夏天格外漫长。出门必戴帽子，棉布的、针织的、渔夫帽换着花样戴。有次在超市抢购打折鸡蛋，帽子被挤掉，滚到冰柜旁。弯腰去捡时，听见身后两个姑娘窃笑：“快看，是个和尚。”我抱着鸡蛋快步离开，塑料袋勒得指节发白，却在走出超市时撞见卖西瓜的老汉。他黝黑的脑袋在烈日下反光，冲我咧嘴笑：“凉快吧？”
住院时邻床是位七十岁的老太太，化疗后头发掉得比我还彻底。她总夸我“新发型精神”，每天早晨用眉笔在头顶画花纹，今天是牡丹，明天是喜鹊。有天护士来换药，她突然摘下我的绒线帽，指着我头皮上的月牙形胎记：“你看，老天爷早给你盖了章，定要走这一遭。”
最难忘是某个雨后的傍晚。我摘下帽子坐在医院长椅上，晚风裹着桂花香气吹过头皮，凉丝丝的像浸在井水里。对面楼的灯光次第亮起，有个小女孩趴在窗口朝我挥手，她妈妈赶紧拉上窗帘。但下一秒，那扇窗又悄悄推开，女孩举着一张画，上面用蜡笔涂了个光头小人，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叔叔的头会发光。”
后来头发慢慢长出来，先是绒毛般的浅茬，摸着像蒲公英的冠毛。出院那天阳光正好，我没戴帽子走在街上，路人的目光不再躲闪。路过理发店，师傅隔着玻璃比划剪刀，我笑着摆手。风穿过刚长出的短发，头皮传来久违的痒意，像有细小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
现在我的头发已经长到齐耳，染成了深棕色。偶尔摸到头顶那块月牙形胎记，还能想起那些光头的日子。那些日子里，我曾在深夜对着镜子数头皮上的毛孔，也曾在清晨被阳光晒得头皮发烫。但更多时候，我记得的是老汉的笑容，老太太的眉笔，还有那个举着蜡笔画的小女孩——他们让一颗光头，开出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