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盒里躺着的不是贵重物品，而是一枚泛黄的学生证，照片上的少年眉眼清秀，和阿明有七分像。“这是我儿子，”他声音低了半度，“出事那年他刚考上大学，说好毕业后要开比我好十倍的车。”学生证边角有烧焦的痕迹，阿明用拇指反复蹭着那个缺口，“那天他去机场接他妈，我在驾驶座上等着，眼睁睁看着一辆失控的卡车冲过来……”
红色的刹车灯在雨幕里炸开的时候，阿明正哼着儿子最喜欢的闽南语歌。 他说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直到警察敲打车窗，他才发现自己的双手还保持着握方向盘的姿势，而副驾驶座上的学生证被震飞到了脚边。“后来清理事故现场，消防员从仪表盘的残骸里找出这块表。”阿明摘下手腕上的电子表，露出另一块银色腕表，表盘里的指针早已停在下午三点十七分——那是他儿子的生日。计程车驶过跨海大桥时，阿明忽然把脸转向窗外。“现在每天出车前，我都会把这块表调准时间，就好像他还坐在副驾驶座上，提醒我‘爸，转弯要打方向灯’。”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眼底的红血丝像极了地图上的支流，“上个月有个乘客落下一个和他同款的背包，我追了三条街还给他。那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拼命，我没说，其实我是想多闻闻背包上的洗衣粉味，和我儿子用的一模一样。”
计价器在沉默中跳到120元时，阿明把学生证塞回铁盒。 “你问我后来怎样了？还能怎样。”他重新发动车子，引擎的轰鸣声里混进一声极轻的叹息，“就是偶尔等红灯的时候，会对着后视镜里的自己发呆——我总觉得，后座应该还坐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笑着问我‘爸，今天收工后要不要去吃蚵仔煎？’”车子停在目的地，雨丝斜斜打在车窗上。阿明没有立刻按计价器，而是从抽屉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照片里，穿校服的少年正把一块腕表戴在中年男人的手腕上，背景是模糊的校门口，阳光好得不像真的。“他说等他赚到第一笔工资，就给我换块金表。”阿明的手指在照片边缘折出一道新的痕迹，“现在想想，还是这块停掉的表好，至少时间不会走，他也不会老。”
关上车门时，我听见计程车的收音机里飘出一句闽南语歌词：“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雨水落在肩头，忽然想起阿明最后说的那句话——“其实我知道后半段故事该怎么讲，只是舍不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