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底是守根还是借器？
光绪年间的上海外滩，蒸汽轮船鸣着汽笛穿过黄埔江，江边的茶馆里，穿长袍的秀才捧着《论语》，抬头望一眼冒烟的烟囱，皱着眉说“奇技淫巧”，却又忍不住摸了摸怀里刚买的洋火——那玩意儿比火石好用多了。这一幕像极了当时中国人的处境：既怕丢了老祖宗的“根”，又怕被西方的“器”甩得太远。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他们找到的平衡木。
所谓“中学为体”，从来不是模糊的“中国文化”四个。它是孔孟的“君臣父子”，是程朱的“天理纲常”，是《大清律例》里的“三纲五常”——这些是撑着王朝骨架的东西，是“不能变”的根本。就像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说的：“中学治身心”，人得先学会做“清朝的人”，再学别的。比如科举考试还是考八股文，私塾里还是教《三经》，官员上任前还是要拜孔庙——这些“体”不变，朝廷的统治就稳，士人的尊严就还在。
而“西学为用”，是伸手接过西方递来的“工具”。是安庆内军械所里仿造的洋枪，是江南制造总局炼出的钢铁，是轮船招商局航行在长江上的蒸汽船，是京师同文馆里学生念的英语和算学。这些东西不碰“体”，只决“事儿”：洋人用枪炮打进来，我们就造更厉害的枪炮打回去；洋人用铁路运兵，我们就修铁路运粮；洋人用银行赚银子，我们就办银行收税。就像李鸿章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的是“技”，不是“道”，目的是让“体”活得更久。
这其实是种实用到有点笨拙的妥协。鸦片战争打碎了“天朝上国”的梦，但士大夫们不愿意承认“中学”输给了“西学”，于是把文化拆成“体”和“用”：“体”是我们的好东西，要守住；“用”是西方的好东西，要拿来用。就像农民家里留着祖传的木桌体，却买了把钢锯用——木桌是根，钢锯是工具，用钢锯修木桌，总比用手劈强。
可这平衡木走着走着就晃了。办工厂需要雇佣工人，打破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学西方的国际法，挑战了“天朝礼治”的外交逻辑；甚至连洋学堂里的学生，念《几何原本》，再读《论语》时，都会忍不住问“为什么君臣一定是主仆？”——“用”慢慢渗进了“体”，像水浸进木头，慢慢泡软了原本坚硬的“根”。
但在当时，这已经是最现实的选择。没有“体”，中国人就丢了身份；没有“用”，中国人就丢了性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是一群被打疼了的人，抱着老祖宗的衣角，伸手去捡西方的工具——既要面子，也要里子，既要守住魂，也要活下来。
就像茶馆里的秀才，骂“奇技淫巧”，还是会把洋火塞进袖筒。他守着《论语》的“体”，却用着洋火的“用”——这不是矛盾，是活着的智慧。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是把这种智慧写成了八个，贴在近代中国的门楣上：既要守根，也要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