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中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折与动荡？
1月的贵州遵义，山间的风裹着寒意钻进一座两层小楼。长征中陷入绝境的红军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之前“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被纠正，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被确立。这场后来被称为“生死攸关转折点”的会议，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困局：此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5月从皎平渡抢渡金沙江时，连敌人的飞机都没追上；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6月翻过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8月，红军穿过松潘草地的沼泽，脚下是没膝的烂泥，身边是随时可能陷入泥潭的战友；10月，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握手的那一刻，战士们的脸上沾着泥，眼里却亮着光——长征走了两万五千里，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到了北方。
就在红军在西南山林里突围时，华北的土地正被日本的铁蹄碾得发烫。5月，日本借口“河北事件”天津两名亲日报人被杀和“张北事件”四名日本特务在察哈尔被扣押，向国民政府提出“撤出河北国民党党政军力量”“禁止抗日活动”等。6月，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河北的主权被生生割让；7月，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又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签《秦土协定》，察哈尔的大部分权益也落入日本手中。到了11月，日本干脆唆使河北省蓟密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政府”统管22个县，挂着伪旗，喊着“自治”，实则是日本操控的傀儡。华北的天空飘着日本的飞机，街头的电线杆上贴着“中日亲善”的标语，连学校里的课本都被改成了日文——这片中原要地，眼看就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华北的危局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年轻人的怒火。12月9日清晨，北平的寒风里传来学生的喊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数千名学生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出发，沿着西直门、西单、天安门游行。军警的水龙冲过来，皮鞭抽下来，有的学生被打倒在地，爬起来继续喊；有的学生被抓进警察局，隔着铁窗还在唱《义勇军进行曲》。这场“一二·九”运动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里，激起千层浪：天津学生罢课，上海工人罢工，武汉的商人罢市，连远在陕北的红军都发来了声援电——中国的年轻人，终于从“九一八”的沉默里醒过来了，他们用喉咙和热血，喊出了“抗日救亡”的最强音。
这一年的中国，一边是红军在绝境中突围，一边是国土在侵略中沦陷，一边是民众在觉醒中站起。遵义的小楼里定下的方向，金沙江的浪涛里闯过的险关，北平街头喊出的口号，连起来就是1935年的模样：它是黑暗里的光，是危局中的变，是一群人拼着命要把中国从悬崖边拉回来的倔强。
1935年的最后一天，陕北的风卷着黄土掠过吴起镇的窑洞，北平的学生还在传阅着抗日的传单，华北的田野里飘着日本军靴的声音——这一年的每一件事，都像一根线，把“转折”“危亡”“觉醒”缝进了中国的命运里，等着接下来的岁月，把它们织成一幅抗日救国的壮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