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刘兵变究竟是场怎样的叛乱？为何会在南宋初突然爆发？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杭州城的春寒还未褪尽，禁军将领苗傅、刘正彦突然率部包围行宫。他们手持利刃闯进宫门，先斩杀了高宗身边得势的宦官康履，又逼迫赵构写下禅位诏书——让年仅三岁的太子赵旉即位，由隆祐太后孟氏垂帘听政。这场兵变更像是一次“逼宫”：苗刘没有直接弑君，却用刀架在皇帝脖子上，要他交出皇权。直到张浚、韩世忠等将领闻讯起兵“勤王”，苗傅、刘正彦才慌不择路地带着残部逃亡，最终被擒杀。高宗复辟后，这场持续仅一个月的兵变，却成了南宋初年最刺眼的裂痕。
苗刘兵变的爆发，从来不是偶然。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宦官的专横。康履、蓝珪等宦官跟着高宗从开封逃到扬州，又从扬州逃到杭州，一路依仗皇帝的信任作威作福。苗傅率部抵达杭州时，康履居然让手下宦官隔着帘子围观军队，还嘲笑说“这是我家的兵”；刘正彦奉命镇压盗匪，凯旋而归，康履却把他的战功抢去给了自己的亲信。这些侮辱像针一样扎在将领们心里——他们拼着命保护皇帝，却被一群“阉人”踩在头上。
更深层的原因，是对高宗逃跑政策的绝望。“靖康之变”后，高宗即位的口号是“恢复中原”，可金兵一来，他比谁都跑得快：开封失守后逃到扬州，扬州被破后又逃到杭州，甚至一度要逃到海上。将领们跟着他南奔北走，看着中原沦陷、百姓流离，却看不到皇帝有半点抗金的决心。苗傅曾当着高宗的面质问：“陛下一味南逃，把中原百姓丢给金兵，还配做皇帝吗？”这句话不是他一个人的愤怒，是很多禁军将士的心声——他们不想再做“逃跑的军队”，更不想跟着一个“逃跑的皇帝”。
还有赏赐的不公。苗傅、刘正彦的部队是从北方来的禁军，跟着高宗南逃时损失惨重，却没得到应有的犒赏。相反，康履的亲信部队——那些只会拍马的宦官手下，却能拿到双倍的赏赐。刘正彦曾多次向高宗请求补给，都被宦官拦了下来；苗傅的士兵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去街头抢粮。这种反差像一把火，点燃了他们的不满——既然皇帝看不见他们的功劳，那他们就自己“要个说法”。
最后，是苗刘二人的野心。他们不是单纯的“忠臣”，也不是全的“乱臣”——他们看到高宗软弱，看到朝中有太多人对现状不满，觉得可以通过兵变逼皇帝改变：要么让高宗重用武将，要么自己掌握权力。苗傅在逼宫时说：“我们不是要反陛下，是要帮陛下除奸佞、振朝纲。”这句话半真半假：他确实想除宦官，但更想趁乱捞取权力——否则不会在禅位后，立刻给自己加官晋爵，把禁军大权攥在手里。
这场兵变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南宋初年的混乱：皇帝的软弱、宦官的专权、武将的不满，还有整个王朝的迷茫。苗刘二人的刀，不仅逼退了高宗的皇位，更劈开了南宋朝廷的遮羞布——当连保护皇帝的禁军都要造反时，这个刚刚建立的王朝，早已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