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原著结局：理想主义者的余生，是未说出口的“我做到了”
1949年的上海秋天，梧桐叶落在霞飞路的柏油路上时，林楠笙正站在静安寺附近的一所中学门口。他的左臂搭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管里藏着当年中枪的旧伤——那是1941年在苏州河边上，为救朱怡贞挨的子弹，如今每到阴雨天还会抽着疼。他的身份证上写着“林深”，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没有人知道这个戴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的男人，曾是军统上海站最锋利的“刃”，曾在南京的监狱里见过顾慎言赴死的模样，曾抱着朱怡贞的尸体在乱葬岗守了整整一夜。
原著里的结局没有电视剧的“圆满”。朱怡贞死在了1948年的冬天。那时她已经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为了传递国民党撤退的情报，在汇中饭店的顶楼遭遇埋伏。子弹穿过她的胸口时，她还攥着藏在口红里的密电码，最后一句留给林楠笙的话，写在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替我看一眼新中国。”林楠笙找到她时，她的手指还保持着攥紧的姿势，身上的旗袍沾着血，像极了1937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的那件月白色旗袍——那时她还是震旦大学的学生，坐在咖啡馆里说“我们要让更多人醒过来”，眼睛亮得像星子。
顾慎言的结局更早。1943年南京的秋天，林楠笙混进宪兵队的监狱时，顾慎言正靠在墙根写遗书。他的脸因为受刑肿得不成样子，却还笑着把一张揉皱的纸塞给林楠笙：“别告诉小朱我走得惨，就说我是笑着的。”第二天清晨，顾慎言被押到雨花台时，沿途的百姓都在看——这个曾经的“军统老狐狸”，临刑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哭，我们的路没有白走。”林楠笙躲在人群里，攥着顾慎言留下的《论持久战》，指甲掐进手心，直到听见枪响，才敢抬起头看天——那天的云很白，像极了1936年顾慎言第一次带他去见戴笠时，南京上空的云。
林楠笙的余生，是“藏起来”的。他不再用“林楠笙”这个名，不再碰枪，甚至不再看任何和情报有关的报纸。他在中学教语文，讲鲁迅的《狂人日记》，讲闻一多的《死水》，讲《论持久战》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句子——学生们不知道，这些文曾是他当年在黑暗里的光。他住的弄堂房子里，抽屉最底层锁着三样东西：顾慎言的半块怀表，朱怡贞的红围巾，还有一张1937年的照片——照片里他穿着军统制服，站在南京的明孝陵前，身后是刚抽芽的梧桐树。
1951年的春天，林楠笙在菜市场遇到了当年军统的旧同事。对方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说：“你是林楠笙？”他摇头，说“我是林深”，然后转身就走——不是怕被认出来，是怕想起那些没活到这一天的人：顾慎言、左秋明、朱怡贞，还有数连名都没留下的地下党。那天晚上，他坐在台灯下，翻开朱怡贞的遗书，纸角已经磨得起毛，上面的迹却还清晰：“我们要让更多人醒过来。”他摸着自己的左臂，突然笑了——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艳，像极了1938年朱怡贞在武汉的街头，给他戴的那朵玉兰花。
后来有学生问他：“老师，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他望着窗外的梧桐树，想起1936年的南京，想起顾慎言递给他的《论持久战》，想起朱怡贞在霞飞路的咖啡馆里说“我们要让更多人醒过来”。他笑了笑，说：“我做到了。”
这就是《叛逆者》原著的结局——没有轰轰烈烈的重逢，没有声泪俱下的告别，只有一个平凡老人的日常，藏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我没忘记”。那些曾在黑暗里举着火把的人，有的永远留在了夜里，有的活成了光的影子，但他们的理想，早就变成了窗外的梧桐树，一年一年，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