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是指哪五反?
1952年的春天，北京的街头挂起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标语，上海的工厂里工人举着“反对偷工减料坑害志愿军”的牌子，广州的商铺前贴着“守法经营才是长久之计”的公告——一场针对私营工商业不法行为的“五反”运动，正在全国掀起浪潮。不少人望着这些标语议论：“这‘五反’到底反的是啥？”答案就藏在当时最紧迫的问题里。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部分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干起了“损公肥私”的勾当：有的给国营企业干部送钱送物，只为拿到紧俏物资的配额；有的在账本上做手脚，把利润藏在“暗账”里逃避税收；有的把劣质原材料塞进产品，卖给国家换真金白银；还有的甚至偷偷抄录国家经济计划，转手卖给同行抢生意。这些行为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政权的经济根基，“五反”就是要把这些蛀虫挖出来。
所谓“五反”，指的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个直指资本家违法行径的“靶子”。
第一个“反”是反行贿。当时有些资本家为了打通关节，给国营企业的采购员送手表、送绸缎，给税务局的干部塞“红包”，甚至把房子“借”给干部住。比如上海一家棉纺厂的老板，为了拿到国家的棉花指标，给国营贸易公司的科长送了一台进口收音机，结果拿到的棉花比别人多三成，赚的钱翻了一倍。“反行贿”就是要切断这种“钱权交易”的链条，让干部不再被“糖衣炮弹”击中。
第二个是反偷税漏税。私营企业的账本里藏着不少“花招”：有的把“营业外收入”写成“借款”，有的把“利润”分摊到“家属开支”里，还有的干脆做两套账——一套给税务局看，一套自己藏着。天津一家粮食店的老板，一年下来偷逃的税款够买十吨大米，相当于二十个工人一年的工资。“反偷税漏税”就是要让资本家把该交的税交上来，不能占国家的便宜。
第三个是反盗骗国家财产。有的资本家把国家分配的原材料“克扣”一部分，比如把国营钢厂给的钢材截下五分之一，转手卖给小作坊；有的在给国家交货时“短斤少两”，比如把100斤的棉纱写成120斤，多拿国家的货款；还有的虚报成本，比如把买原材料的钱多报三成，套取国家的补贴。北京一家机器厂的老板，用废铁冒充新铁做零件卖给国营机械厂，骗了国家三万元——这在当时能建一座小型车间。“反盗骗国家财产”就是要把这些被“骗走”的钱和物追回来。
第四个是反偷工减料。这是最让人痛恨的一条。抗美援朝期间，有的资本家把劣质棉花做成急救包，里面的棉花是旧衣服拆的，沾了细菌；有的把掺了沙子的粮食卖给志愿军，有的把用废铜做的炮弹引信卖给军工企业——这些“黑心货”送到前线，害得战士们伤口感染，甚至牺牲。比如沈阳一家被服厂的老板，把发给志愿军的棉衣里塞了旧棉絮，结果棉衣穿了没几天就破洞，战士们在朝鲜的雪地里冻得发抖。“反偷工减料”就是要杜绝这种“赚昧心钱”的行为，保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最后一个是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时国家正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些资本家为了抢生意，偷偷派人抄录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价格表，甚至把国家的物资分配方案偷偷拍下来。比如广州一家百货公司的老板，通过关系拿到了国营百货公司下季度的进货清单，提前把紧俏的肥皂、牙膏囤起来，等国营公司缺货时再高价卖出，赚了整整五万元。“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就是要守住国家的“经济秘密”，不让资本家钻空子。
这场运动里，工人成了“主力军”——他们熟悉工厂的账本，知道老板的“暗账”藏在哪里；他们清楚产品的质量，能一眼看出是不是偷工减料。上海的纺织工人找出了老板的“暗账”，里面记着三年来偷逃的税款；天津的机械工人拆开了卖给国家的零件，发现里面全是废铁；北京的店员揭发了老板的“行贿清单”，上面写着给十个干部送过礼。
“五反”不是要打倒所有资本家，而是要让他们“守法经营”。运动后，不少资本家主动补交了税款，把“暗账”改成了“明账”，有的还在工厂里贴出“保证产品质量”的承诺书。比如上海那家送收音机的棉纺厂老板，后来主动把多拿的棉花退给国家，还在厂里办了“守法培训班”；沈阳那家做劣质棉衣的老板，被工人批评后，重新采购了新棉絮，给志愿军补做了一百件棉衣。
1952年秋天，“五反”运动基本。街头的标语换成了“守法经营光荣”，工厂里的机器转得更稳了，商铺的柜台前又排起了长队——这场运动像一把“手术刀”，把私营工商业里的“烂肉”切掉，让国民经济的“肌体”更健康。而“五反”这五个词，也成了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记忆：它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反贪腐”“反欺诈”“反坑害”，是新中国对“公平经营”的第一次有力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