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岭讲话的会场究竟是哪一处？

1942年5月的延安，枣花刚落，槐树的新叶裹着暖风钻进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窗户时，楼下那间长方形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他们带着卷边的笔记本、磨秃的钢笔，有的怀里还揣着没写的剧本或曲谱——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会场。

房间不大，墙面是黄土夯成的，刷了层薄白灰，墙皮上还留着当年钉钉子的浅痕。正前方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画像下方是一面镰刀锤头的党旗，红布有些褪色，却依然像火一样亮。二十几张粗糙的木桌拼成长条，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桌沿磨出了浅褐色的木纹。木椅是本地木匠打的，椅腿上留着凿子的印子，坐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后来有人回忆，那天没有人在意这些声响，连呼吸都放得很轻。

靠门的角落摆着一张矮桌，放着一把陶壶和几个粗瓷碗，水是从窑洞里的土灶上烧的，冒着热气，壶嘴凝着细密的水珠。毛泽东同志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坐在最前面的椅子上，面前摊着几页写满的稿纸。他开口时，会场里的铅笔声都停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进静水里，涟漪立刻漫过每个人的心头。

丁玲坐在第三排，笔尖在笔记本上划得飞快，墨水洇开了几个小点；冼星海摸着口袋里刚写好的《黄河大合唱》曲谱，眉峰拧成结，指节轻轻敲着桌面；旁边的战士攥着枪套，指甲盖里还留着开荒的泥垢，眼睛亮得像山涧的星子。窗外的阳光晃过桌面，把每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落在蓝布上，像一片生长的庄稼。

后来有人说，那间屋子的空气里都飘着“问题”的味道——“文艺要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作家要怎样深入群众？”这些问题不是写在纸上的，是从田埂上、窑洞里、练兵场上捡来的，带着黄土的温度。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慢，有时会停下来问一句：“同志们觉得对不对？”有人点头，有人翻开笔记本补充，连墙角的陶壶都在听，蒸汽裹着茶香，飘到每个人鼻尖。

如今你走进这间会场，一切都还是当年的样子：木桌的蓝布换了新的，但花纹和当年一样；木椅的扶手被游客摸得发亮，却还保留着当年的温度；墙上的画像依然清晰，党旗的红色像刚染的一样。玻璃柜里摆着当年的会议记录，纸页泛黄，迹却刚劲：“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火光，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当年的枣花香。你站在桌旁，仿佛能听见毛泽东同志的声音，穿过八十年的时光，落在你耳边：“有没有这个立场，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文艺的根本标志。”

这就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不是什么宏伟的建筑，没有雕梁画栋，没有鎏金匾额，只是一间黄土墙、木桌椅的小屋子。但它装着最烫的初心，装着一群人对文艺的信仰：文艺的根，要扎在人民的土壤里；文艺的光，要照进人民的心里。

它就在那里，在杨家岭的槐树下，在黄土坡的窑洞里，在每一个想找“文艺为什么人”答案的人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