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底意味着什么？
1901年的冬天，西安行宫的烛火里，慈禧太后的懿旨越过中原的战火与废墟，传到了北京谈判桌前的李鸿章手中。这句话像一把刀，划破了晚清最后一层遮羞布——它不是什么隐晦的外交辞令，是直白到赤裸的卖国宣言。
“量中华之物力”，不是“考量”，是“榨尽”。彼时的中国，早已被甲午战争的赔款抽干了血：农民的田赋翻了几倍，商人的厘金压得喘不过气，连儿童的压岁钱都被官府“借”去填补国库。但慈禧太后不管这些——她要的是把中华大地上能挖出来的银子、能占有的土地、能出让的权益，都堆到列强面前。她的“量”，是把“中华”当成了自己的私产，把“物力”当成了讨好列强的“家底”——哪怕老百姓卖儿卖女，哪怕良田变成荒地，哪怕国库空空如也，只要能凑够列强要的“价码”，她在所不惜。
“结与国之欢心”，不是“交好”，是“谄媚”。这里的“国”，不是中国，是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八国联军；这里的“欢心”，不是平等的友谊，是列强对她统治权的承认。慈禧太后怕的从来不是列强瓜分中国，是列强推翻她的皇位；她在意的从来不是百姓的死活，是自己能回到北京继续做“老佛爷”。她很清楚，只要列强“欢心”了，就不会把她赶下台，不会让她像光绪皇帝一样被囚禁，不会让她失去那顶镶满珍珠的凤冠。所以她愿意用关税主权换“欢心”，用铁路矿权换“欢心”，用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每个中国人赔一两换“欢心”——只要列强点头让她“回銮”，她什么都能卖。
这句话的落点，是《辛丑条约》的墨痕。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是“量中华之物力”的具体数；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是“结与国之欢心”的交换条件；列强在北京至山海关的驻军权，是“欢心”背后的。慈禧太后用这句话，换来了自己“回銮”的銮驾，换来了北京城里重新响起的“万岁”声，却把中国推向了更深的半殖民地深渊：海关被列强把持，铁路成了列强的吸血管，矿产变成了列强的战利品——而老百姓，只能在“庚子赔款”的重压下，啃着树皮喊“皇恩浩荡”。
说到底，这句话是晚清政权的本质暴露：它不是中国的政权，是慈禧太后的“家天下”；它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可以出卖一切。当慈禧太后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她已经把“中华”当成了讨好列强的“礼物”，把“物力”当成了自己保命的“筹码”，而“国”列强的“欢心”，才是她最在意的“结果”。
这句话没有任何“隐晦”可言，它就是两个：卖国。是封建统治者用国家的血肉，换自己的苟活；是把民族的尊严，踩在脚下讨好侵略者。当我们今天再读这句话时，不需要任何“释”——它的每一个，都写着晚清的腐朽，写着民族的耻辱，写着一个政权为了私利可以背叛一切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