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中，常有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当社会历经长期太平，盗贼却如野草般滋生，而掌管政务的官员往往选择沉默或回避。这一景象，并非偶然，而是深层社会机理的折射。承平日久，往往意味着经济繁荣、秩序稳定，但在这表象之下，暗流涌动。和平时代积累的财富不均、资源分配失衡，以及官僚体系的僵化，都为盗贼的兴起埋下了种子。百姓在安逸中可能忽视隐患，而权力机构则因循守旧，导致基层治理逐渐松弛。盗贼蜂起，实则是社会矛盾的一次爆发，是底层群体对不公环境的奈反抗。
有司恒讳之，这一行为背后，折射出官场的复杂生态。官员们忌讳谈论盗贼问题，或因政绩考核的压力——承认盗贼的存在，可能被视为治理失当，影响升迁；或因维护表面稳定的需要，担心引发恐慌或动摇统治根基。在古代中国，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汉朝中期，在文景之治的承平后，地方豪强与盗贼交织，官员却多奏报“天下太平”；唐朝安史之乱前，社会矛盾已积重难返，但朝堂上仍讳言动乱。这种回避，不仅掩盖了真实危机，还可能导致问题发酵，最终酿成更大的社会动荡。
从更广的视角看，这种现象揭示了人性与制度的互动。长期和平容易滋生惰性，使人忘记忧患，而官僚体系的自利性，又会驱动其选择最稳妥的路径——隐瞒而非直面问题。盗贼的兴起，往往始于经济凋敝或道德沦丧的角落，当有司选择讳言，便等于放弃了早期干预的机会。这并非单一时代的特例，而是历史周期律的一种体现：和平孕育懈怠，懈怠催生混乱，而混乱又因隐瞒而加剧。在当代社会，类似逻辑依然可见，如某些地区对民生问题的回避，导致小患成大灾。
因此，群盗猬起与有司讳之，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指向了治理中的盲点：即在承平中如何保持警觉，在问题萌芽时如何勇于揭露。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真正的稳定源于对隐患的直面与化，而非掩盖与沉默。当长期和平成为常态，社会更需机制来打破惰性，让有司敢于言实，让盗贼所遁形——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