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中国，为何成为近代历史的“转折之年”？
1927年的春末，上海法租界的梧桐叶还没落尽，街头的电车却突然停了。4月12日清晨，弄堂里的鸡叫还没散，青帮分子裹着黑布、提着刀，跟着国民党军队冲进工人纠察队的驻地。钢刀砍向红袖章，枪声淹没了口号，三天里，三百多人倒在血泊里，五百多人被拖上卡车，两千多人从此失踪——蒋介石终于撕毁了“国共合作”的面具，把枪口对准了曾经的盟友。这一天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革命的天平突然倾斜。
夏天的武汉像个大火炉，可7月15日的“分共会议”比天气更冷。汪精卫坐在主席台上，把“容共”改成“清共”，说“共产党是异端”。紧接着，武汉街头的红标语被撕下，共产党员的家被砸开，湖南的湘江里浮起了戴着脚镣的尸体——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碎了，持续四年的大革命，就这样在屠杀里画了句号。
可血没有白流。8月1日的南昌城，深夜的风里飘着荷花香，周恩来攥着起义计划，贺龙把枪拍在桌子上：“我跟着共产党走！”两万多名革命军戴着红袖章，冲向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的敌营。枪声从深夜响到凌晨，当朝阳爬上滕王阁时，起义军的红旗已经插在南昌城头——这是共产党第一次自己拿枪，第一次喊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
秋天的湘赣边界，稻子黄了，毛泽东穿着粗布衫，站在浏阳的山头上。9月的秋收起义，一开始要打长沙，可枪刚响，就被敌人的炮火压了回来。毛泽东把队伍聚在文家市的祠堂里，说：“大城市打不下来，我们去农村！”于是，起义军沿着罗霄山脉往南走，走到井冈山的茅坪时，山上的老表端来热茶，说“这里敌人少”——中国革命的路，终于从城市的柏油路，转到了农村的田埂上。
1927年的中国，就是这样在血里转了个弯：盟友成了刽子手，城市成了坟墓，可农村的山岗成了新的家。这一年的每一声枪响，每一次转身，都在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活下来，就得换个活法。当南昌的红旗飘起来，当井冈山的篝火点起来，当毛泽东在茅屋里写下“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的种子，已经埋进了土地里。
这一年的转折，不是，是开始。就像冬天的梅树，落了叶，才会在春天开更艳的花。1927年的血与火，烧尽了幻想，烧出了清醒——原来革命要靠自己，要靠农民，要靠枪杆子。这一年的故事，藏在南昌的纪念馆里，藏在井冈山的挑粮小道上，藏在每一本历史书里，告诉后来人：转折从来不是突然的，是用生命换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