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与汉的对照表真的能开契丹文明的谜团吗？
契丹作为辽代契丹民族的文载体，自10世纪创制起便与汉交织缠绕。公元920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命大臣耶律突吕不等人参照汉创制契丹大，后又由其弟耶律迭剌在大基础上改良出契丹小——前者模仿汉的方块结构，后者则以汉笔画为基础构建表音符号。两种文并行于辽代社会，却在金代逐渐被弃用，终成人能识的“死文”。史料中并辽代官方编纂的契丹与汉对照表。辽代虽“以国契丹示信”，却始终以汉为官方通用文，史书如《辽史》《契丹国志》均以汉书写，未留下系统的文对照典籍。转折出现在20世纪初：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辽庆陵哀册》上，契丹小与汉碑文并存，其中汉部分多为哀册铭文，契丹小与之对应，成为释读的关键钥匙。此后，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的铜镜铭文、河北宣化辽墓的壁画题，以及耶律仁先墓志、萧敌鲁墓志等文物，均以“契丹-汉”并存的形式，为学者提供了语境关联的依据——通过官职、人名、年号等高频词汇的对应，逐步归纳出数百个契丹的释读结果，形成现代研究意义上的“功能性对照表”。
这些“对照表”的价值，正在于搭建起码契丹文明的桥梁。契丹小本质为拼音文，每个符对应一个音节，通过已释读的符号，可还原契丹语的语法逻辑：如“天皇帝”“皇太后”的音节组合，印证了辽代皇权制度对中原的借鉴；“捺钵”“头下军州”等特有词汇的破译，则揭示了游牧与农耕结合的制度特色。更关键的是，契丹铭文与汉史料的互证，修正了史书记载的疏漏：《辽史》称耶律阿保机尊号为“大圣大明天皇帝”，而契丹大哀册中对应的契丹被释读为“天皇帝”，补充了尊号演变的细节。
然而，这张“对照表”远非整。契丹现存符约3000个，确定释读的不足三分之一，抽象概念与专有名词的破译仍陷困境。小的拼音组合规律、大的构逻辑，至今争议不断。即便如此，这些零星的对照成果已足够让我们窥见契丹文明的特质：它既借鉴汉文化的符号体系，又保留游牧民族的认知逻辑，在中古东亚文明的交融中，刻下了独特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