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真的让中国“自强”了吗？
19世纪60年代，清廷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后，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挽救王朝颓势，这场历时三十余年的运动，究竟是否让中国实现了“自强”？从器物层面看，洋务运动确实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厂的建立，打破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局限，仿制出洋枪洋炮，甚至尝试建造蒸汽舰船；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民用企业的开办，打破了列强对航运、矿产的垄断，为中国近代工业积累了原始资本。福州船政局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严复、詹天佑等第一批近代人才，京师同文馆则首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引入中国课堂，这些都为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
但“自强”的核心，远不止器物的模仿。洋务派始终坚持“中体西用”，试图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嫁接西方技术。江南制造总局的枪支生产，因管理腐败、技术依赖洋人，质量远逊于列强；轮船招商局虽盈利，却沦为官员中饱私囊的工具。更关键的是，洋务运动从未触及政治制度的革新，清廷的腐朽统治、官僚的保守短视，让先进技术难以生根。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支由洋务派耗尽心血打造的“自强”象征，最终在制度的落后面前不堪一击。
洋务运动像一支火把，短暂照亮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却未能点燃真正的变革之火。它引进了机器，却没引进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培养了人才，却没给人才施展的制度空间。它让中国看到了“强”的可能，却也证明：不从根本上打破封建桎梏，仅靠技术模仿，终究法让国家真正“自强”。这场运动留下的，是近代化的启蒙，也是一个沉重的启示：真正的“强”，从来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制度与思想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