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校场口血案？

1946年2月10日的重庆，春寒裹着湿冷的风掠过校场口广场的旗杆。当天，陪都各界原本要在这里举办“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前一月刚的政协会议，通过了限制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各党派平等的决议，让渴望和平的国人多了几分期待。但这份期待，被一场预谋的暴力碾得粉碎。

清晨七点刚过，广场上的红布横幅还没挂齐，一群穿短打、拿棍棒的人就挤开了维持秩序的学生。他们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纠集的“打手队”：有的来自“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有的打着“市总工会”的旗号，甚至还有人揣着写有“工人”样的布标——但拳头比布标更真实。他们径直冲向主席台，喊着“我们要发言”，一把扯掉了会议组织者挂好的会徽。

当民主同盟代表李公朴上前阻拦时，为首的打手抡起木棒砸向他的头部。李公朴踉跄着扶住栏杆，又被人从背后踹倒，棍棒雨点般落在他身上，很快就昏了过去。在场的郭沫若刚掏出笔记本想要记录，眼镜就被打掉，额头被石块砸出鲜血；经济学家马寅初试图拉开打人者，却被推搡着撞向台阶；民主人士施复亮被围在，浑身被打得青肿，连眼镜片都嵌进了脸颊。

混乱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现场的记者举着相机拍照，被打手抢走胶卷；维持秩序的青年学生试图护着受伤的人，也遭到拳打脚踢。等到警察姗姗来迟时，广场上只剩一地破碎的标语、染血的 handkerchief，还有躺在地上呻吟的伤者。

血案的真相很快被戳破——国民党当局先是造谣“群众发生冲突”，但《新华日报》当天就刊登了现场目击者的证言，郭沫若的亲笔《陪都惨象》里，写着“我的眼镜碎了，脸上流着血，但是我看得更清楚了”。民主党派联名发表声明，直指这是“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的预谋暴行”；全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声讨独裁者的凶残。

校场口的血迹没有被抹去。它成了1946年春天最锋利的镜子——照出了国民党“和平建国”的谎言，照出了民主人士“求和平、反独裁”的决心，也照出了中国人民对真实和平的渴望。这场血案没有让民主运动退缩，反而让更多人站到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队伍里。

那天的风里，还飘着未燃尽的鞭炮屑。但校场口的枪声其实是棍棒声，比鞭炮更响。它告诉所有人：当独裁者不肯放下权力，和平永远只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