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的称呼源自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其产生与西方殖民扩张及种族歧视思潮密切相关。19世纪中后期，随着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国力衰败与社会动荡并存。最早使用类似表述的是西方媒体，1896年英国《林西报》在评论甲午战争时，将中国比喻为“东方病夫”，借此强化殖民话语中的优劣论。
这一标签的广泛传播与日本的舆论操作密不可分。甲午战败后，日本为建构自身东亚霸权地位，刻意渲染中国的“病弱”形象。1904年《时事新报》连载小说《痴人谈梦》，首次明确使用“东亚病夫”一词，将中国描绘成需要日本“唤醒”的孱弱帝国。这种叙事既服务于日本的扩张野心，也迎合了西方社会对黄种人的歧视偏见。
20世纪初，该标签通过体育赛事进一步固化。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中国代表未能参赛，西方媒体借此嘲讽“中国何时能派出真正的运动员”。1932年刘长春独自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经历，更被部分外媒用作“东亚病夫”的鲜活脚。这些体育场景的渲染，将种族歧视与国民身体素质的污名化深度捆绑。
值得意的是，“东亚病夫”不仅指向生理层面，更暗含对民族精神的贬低。鸦片泛滥、缠足陋俗、科举制度等社会问题，被列强片面读为中华民族的“先天缺陷”。这种话语建构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将侵略行为包装成“文明对野蛮的救赎”。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体育事业崛起与国力提升，这一屈辱标签才逐渐被历史抹去。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的金牌零突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从体育维度成了对“东亚病夫”论调的彻底颠覆。但这个词汇所承载的民族记忆，始终提醒着近代中国那段积弱挨打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