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历史界碑
1935年1月，贵州遵义的一座小楼里，一场改变中国革命航向的会议正在进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刚经历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濒临绝境。正是这场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标志。其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真正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在此之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时，长期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和影响。从大革命时期的右倾妥协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许多重大决策未能立足中国实际，导致革命屡遭挫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几乎将红军推向覆灭边缘。这种对外部指导的过度依赖，正是党的“幼稚”之处——未能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缺乏独立判断和自主决策的能力。
遵义会议打破了这一局面。会议集中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正确原则。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深刻剖析失败根源，自主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一过程中，党不再迷信外部指令，而是立足中国革命实际，通过民主讨论、集体决策，形成了国情的正确路线。这种独立自主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正是成熟政党的核心特质。
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构建了党的自我纠错机制。会议通过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纠正了错误路线，又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避免了重蹈历史上“残酷斗争、情打击”的覆辙。这种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净化、自我善，标志着党开始形成成熟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原则。此后，党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制定战略方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每一次军事行动都彰显着立足实际、灵活应变的成熟智慧。
从依赖外部指导到自主探索道路，从被动应对危机到主动引领方向，遵义会议以其独立自主的鲜明特质，铸就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历史界碑。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党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最终走向胜利。这一历史转折，深刻印证了：一个政党的成熟，始于能够独立自主地把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