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卫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的智慧渊源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充满力量的处世原则，其明确出处可追溯至毛泽东1939年在《论政策》中的论述。当时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杂局势，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一原则，既表明了团结抗日的诚意，也彰显了维护民族尊严与革命利益的坚定立场。这一理念并非凭空产生，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直报怨”的精神内核。儒家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在坚守道德底线的前提下与人为善；而墨家“非攻”思想中的自卫反击理念，更与“人若犯我”的抗争精神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这种既和平共处，又绝不委曲求全的辩证思维，构成了中国传统处世哲学的重要维度。
在革命年代，这一原则成为党领导军民开展斗争的重要指导思想。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挑衅，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在“人不犯我”时保持克制与团结；而当反共逆流危及抗战大局时，则坚决实施“人若犯我”的有力反击。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既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捍卫了革命力量的生存空间。
这一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它不是简单的复仇主义，而是后发制人的道义立场；不是被动的防御姿态，而是包含着主动捍卫正当权益的斗争智慧。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策略到和平建设时期的外交原则，这种既讲和平又守底线的智慧，始终是处理复杂矛盾、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准则。
这种处世哲学在当代依然闪耀着理性光芒。它提醒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当以诚信友善为要，在国际交往中当以和平发展为本，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维护自身尊严与核心利益的基础之上。当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若一味退让只会纵容不义，唯有秉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勇气与智慧，才能赢得应有的尊重与和平。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也是面向未来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