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唱的是什么

清晨的风裹着桂香钻进窗户时，我正跟着收音机哼《东方红》。楼下的老周叔拎着鸟笼经过，听见了也跟着唱：“东方红，太阳升——”尾音拖得长长的，像极了他当年在生产队晒谷场上的模样。

奶奶从厨房探出头，手里还沾着面：“别瞎唱，要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清楚——当年我嫁过来时，你爷爷就是唱着这句，把我从邻村接来的。”她的手帕搭在椅背上，里面裹着张旧照片：扎麻花辫的姑娘举着毛主席画像，嘴角翘得能挂住颗枣子。照片边缘卷着边，是奶奶翻了数次磨的——她说那是1953年的冬天，村里分了土地，她攥着土地证，跟着全村人举着画像游街，唱《东方红》时嗓子哑了，却笑得眼泪都掉下来：“那时候唱的不是歌，是自己的日子——以前地主家的狗都敢咬我，那天我站在晒谷场上，觉得天忽然亮了，亮得能照见鞋底的泥。”

灶上的粥熬得咕嘟咕嘟响，我想起爷爷临终前的样子。他攥着我的手，嘴张了又张，最后只挤出一句：“要记着唱《东方红》。”我那时不懂，直到整理他的旧物，翻出本皱巴巴的记分册——1962年的工分，每一页都写着“毛主席万岁”。邻居张婶说，爷爷当年是生产队的记账员，最盼着月底算工分：“他把‘他为人民谋幸福’写在记分册最后一页，说‘这工分不是数，是毛主席给咱的底气’。”底气是什么？是爷爷后来买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我爸上小学的新书包，是奶奶衣柜里那件藏了三十年的蓝布衫——这些摸得着的“好”，都被爷爷揉进了歌词里。

午后的树荫下，老人们凑在一起打扑克，有人哼起“呼儿嘿哟”，王奶奶立刻接：“他是人民大救星——”手里的扑克牌晃了晃，露出腕上的银镯子。那是她五十岁生日时，儿子用打工的钱买的。“我儿子说，要不是毛主席让咱翻了身，他哪能去城里打工？”王奶奶摸着镯子，眼角的皱纹里都是笑，“这‘大救星’不是喊出来的，是我当年在地里摘棉花时，听见广播里说‘土地归农民’，蹲在垄沟里哭出来的；是我儿子考上初中时，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回家，喊着‘妈，我能上学了’——这些事儿，都在《东方红》里呢。”

傍晚接小侄女放学，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晃着腿唱：“东方红，太阳升——”声音像刚剥壳的毛豆，脆生生的。“姑姑，太阳升是什么意思呀？”我指着路边的党员服务站，里面的灯亮着，志愿者正在给老人测血压：“就是有人把黑暗推开，让咱们能看见光。”她歪着脑袋想了想，忽然拍着手笑：“那我要把光唱给小朋友听！”风掀起她的红领巾，飘得像团跳动的火——原来《东方红》从来不是“老歌”，是小侄女手里的彩虹糖，是校门口的梧桐树，是每个早晨准时升起的太阳——这些孩子们触得到的“甜”，都是歌词里的“幸福”。

深夜关收音机时，最后一句“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还在耳边绕。我摸出奶奶的手帕，里面的照片泛着旧旧的黄，却依然亮——照片上的姑娘，和现在的小侄女，眼睛里都闪着一样的光。原来《东方红》唱的从来不是别的，是咱中国人最实在的心思：谁给了咱好日子，咱就把谁当太阳，唱进歌里，捂在心里，传给下辈子。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我忽然想起爷爷的话：“要记着唱《东方红》。”现在我懂了——唱的是奶奶的面香，是爷爷的记分册，是王奶奶的银镯子，是小侄女的红领巾；唱的是从苦里熬出来的甜，是摸得着的好光景，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心里的太阳，唱给明天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