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白色恐怖”，是悬在革命者头顶的屠刀
1927年的春天，上海的法租界街头飘着梧桐絮，却裹着挥不去的血腥味。4月12日凌晨四点，法租界的巡捕突然打开铁门，一群穿藏青中山装的人涌出来——他们是蒋介石勾结的青帮流氓，手里攥着铁棍和手枪，目标是上海总工会的办公处。总工会楼下的工人纠察队刚端起热茶，门就被踹开。“不许动！”流氓们喊着，迎面砸来一块砖头，纠察队队长的额头瞬间渗血。楼下的冲突很快蔓延到整条街，外滩的大理石柱上溅满血点，路过的卖花姑娘尖叫着跑开，她的竹篮里，玫瑰花瓣沾了地上的血，红得刺眼。
这一天，上海有300多名工人被打死，500多人被捕。第二天，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奉命”出动，把还在游行抗议的工人包围在宝山路——机关枪架在路口，子弹像暴雨一样扫过去，人群倒下去，血水流进下水道，把街边的阴沟染成暗红。报纸上的标题透着寒气：《清党救国，扫除赤匪》。
这场“清党”，不是某个城市的偶然暴力，是国民党右派向革命者挥起的屠刀。4月15日，广州的警察突然包围中山大学，把正在上课的进步学生按在课桌上；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里，望着绞刑架上的绳索，最后一次说了“共产主义必胜”；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站在国民政府的台阶上，对着记者宣布“分共”，当天下午，汉口的码头边，三个穿学生装的女孩被绑着推下江，她们的书包里还装着没发的《向导》周报。
人们把这种恐惧叫做“白色恐怖”——国民党的党旗是青天白日，那白底上的太阳，此刻成了索命的标记。街头的电线杆上挂着“通辑共党”的布告，布告上的名被红墨水圈着，像渗血的伤口；巷口的烟摊老板不敢和顾客多说话，只要有人提到“革命”两个，他就赶紧摆手，指了指对面茶馆里戴礼帽的男人——那是特务，衣领里别着铜质的党徽。
上海的弄堂里，王阿婆的儿子是地下党员。每天晚上，她都要把儿子的衣服翻三遍，生怕沾着半点红色；武汉的码头边，老船工不敢接穿粗布衫的客人，上次他帮一个带传单的年轻人渡河，第二天就被特务砸了船；广州的书店老板把《新青年》藏在货箱最底层，只要有人问，他就摇头：“早卖光了，现在只卖佛经。”
最可怕的是“连坐”。南京的一个裁缝，因为给工人缝了件带补丁的中山装，被说成“帮共党做衣服”，全家被抓进监狱；杭州的一个小学老师，在课堂上提了句“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第二天就被拖到操场，当着学生的面枪毙。街头的孩子不敢唱儿歌，因为儿歌里有“打倒军阀”的词；妇人不敢织红布，因为红布会被当成“共党的标志”。
1927年的冬天，上海的雪下得特别大。一个地下党员躲在破庙里，摸着怀里的党章，听见外面传来狗叫声——是特务的狼狗。他赶紧把党章塞进墙缝，刚要爬窗，门就被踹开。手电筒的光刺得他睁不开眼，只听见有人喊：“抓住共党！”
雪地里，他的脚印很快被覆盖，就像数革命者的痕迹，被“白色恐怖”的血掩盖。但墙缝里的党章，还留着他的体温，就像暗夜里的火种，等着春天来的时候，重新点燃。
这就是1927年的“白色恐怖”：是子弹穿过胸膛的痛，是亲人被拖走时的哭号，是每一个革命者藏在怀里的警惕，是整个中国大地被恐惧笼罩的窒息。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是实实在在的屠刀，砍向每一个相信光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