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吏的区别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官”与“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二者虽同属治理链条，却在身份、职责、来源等方面有着本质差异。从身份来看，官是“朝廷命官”，属“流内官”，有明确的品阶等级。自隋唐科举制成熟后，官多由科举选拔而来，需通过乡试、会试、殿试等层层考核，获得举人、进士等功名，方能入职。他们是帝国统治的正式成员，享有俸禄、官服、仪仗等象征身份的待遇，其任免权在中央吏部，属“国家编制”。吏则属“流外官”，品阶，身份更接近“役”。他们多由地方官府自行招募，或从本地胥吏中递补，既功名，也需通过中央选拔，本质上是官府雇佣的行政辅助人员，更像是“编制外合同工”。
职责分工上，官主决策，吏主执行。官的核心职责是制定政策、统筹全局。以县级官府为例，知县作为“官”，需负责一县的赋税征收、司法审判、教化百姓等宏观事务，手握决策权与终审权。而吏则是具体事务的操作者：钱粮吏负责登记土地、核算赋税，刑房吏负责誊写案卷、管理文书，捕快吏负责缉捕人犯、维护治安。吏熟悉本地民情、律令细则与行政流程，但缺乏独立决策权，需官的指令行事，是政策落地的“手脚”。
地位与流动也大相径庭。官是“外来者”，实行“避籍制”与“任期制”，一般不得在籍贯地任职，任期通常三年，任满需调任或升迁，目的是防止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他们的晋升依赖政绩与科举出身，终点可能是中枢重臣。吏则是“本地人”，多为土生土长的“土著”，常终生在同一地方任职，甚至父子相传。因其品阶，晋升空间微乎其微，大多终其一生都是吏，社会地位远低于官，甚至被士大夫视为“贱役”。
选拔标准亦有天壤之别。官的选拔重“才学”与“品行”，科举考试以经义诗赋为核心，考察儒家伦理与治国理念，意在选拔“通才”。吏的选拔则重“技能”与“经验”，需熟悉公文格式、钱粮计算、律令条文等实用技艺，需通晓经史，但需“谙熟吏道”。部分吏甚至通过捐纳、继承等方式获得职位，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官与吏，一为治理的“头脑”，一为运行的“筋肉”，共同构成古代行政体系的两极。二者身份有别、职责分野，却又相互依存：官需吏的实务支撑，吏需官的权威背书。这种差异，既是帝国对行政效率的精细化分工，也是古代社会阶层结构在官僚体系中的直接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