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为什么不杀了李渊呢？
玄武门的刀光褪去时，李世民手握禁军，踏过李建成、李元吉的血迹走向太极宫。彼时李渊尚在海池泛舟，对宫门外的喋血一所知——直到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持长矛闯入，以“护驾”为名实则了皇帝。此时的李世民若想杀李渊，易如反掌，但他最终选择了更复杂的路：留李渊性命，逼其禅位。这背后藏着权力游戏最核心的逻辑：杀李渊易，杀“弑父弑君”的骂名难；夺权易，让权力落地生根难。不杀李渊，首先是为了给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自商周以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早已刻入士族骨髓。李世民发动政变的理由是“清君侧”，若转头杀了李渊，便坐实了“弑父弑君”的罪名。这不仅会让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等支持他的势力寒心，更会给天下人留下口实——彼时唐朝立国未稳，河北仍有窦建德旧部蠢蠢欲动，突厥铁骑窥伺边境，一旦背上“逆子”骂名，极易引发连锁叛乱。李世民需要的是一个“受禅继位”的正统身份，而非靠杀戮堆砌的非法权力。李渊活着，禅位的诏旨才能从皇帝手中发出，他的继位才算是“天命所归”，而非武力篡夺。
李渊的存在，更是李世民安抚人心的“工具”。政变当天，李世民便跪在李渊面前“吮乳啼哭”，以子代父伤的姿态演了一出“孝悌”戏码。这种表演或许虚伪，却精准击中了士大夫的痛点——在传统伦理中，父亲的宽恕能消儿子的“过”。李渊随后颁布的《皇太子令》，称李建成、李元吉“连结党羽，将危社稷”，变相承认了政变的合法性；三天后立李世民为太子，“军国庶事，大小悉委太子处决”；两个月后禅位，自称太上皇迁居大安宫。这一整套流程，都是李渊以皇帝身份配合成的。若李渊已死，这套“纠错—传位”的戏码从上演，李世民只能赤裸裸地以武力压服反对者，而朝堂之上，那些曾受李渊恩惠的老臣如裴寂、忠于正统的御史，必然会以“春秋笔法”抨击他，动摇统治根基。
更深层的原因，是李世民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知：真正的权力从来不靠杀戮获取，而靠人心归附。他杀李建成、李元吉，是因为二人是直接的政治对手，是“必须拔除的毒刺”；但李渊是皇权的象征，是“可以利用的旗帜”。留着李渊，既能向天下展示“孝道”——他后来每月率百官向大安宫朝见，甚至为李渊修建大明宫虽未工李渊已死，又能通过李渊的“健在”安抚宫闱内外的观望者：连皇帝都认可新太子，尔等何必反抗？这种“不杀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比单纯的杀戮更有效：短短三个月，朝堂便成了权力交接，曾经亲近李建成的官员如魏徵被李世民破格任用，山东豪杰集团也因他“既往不咎”的姿态归心。
当然，李渊的“配合”也是重要前提。当尉迟恭持矛立于阶下时，这位开国皇帝已明白大势已去：两个嫡子被杀，东宫与齐王府的势力被连根拔起，禁军尽在李世民手中，他若反抗，只会落得“国丧君亡”的下场。于是他选择了妥协——以自己的“退位”换李家王朝的延续，也换得自身的平安。这种默契，让李世民省去了“弑父”的风险，也让李渊得以在后宫安度晚年尽管被变相软禁。
玄武门之变的本质，从来不是“儿子杀父亲”，而是“政治家夺权”。李世民不杀李渊，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出于计算：留着李渊，他能以最小的代价成权力过渡，用最短的时间稳定朝局，为后来的贞观之治铺就道路。这或许正是他能成为一代明君的原因——在最血腥的权力游戏中，他始终记得：比刀更锋利的，是人心；比杀戮更长久的，是正统。